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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老年基金会关心支持的松江幸福老人村成为农村养老新亮点

养老服务，是 “上海服务”的一块牌子。不久前，上海把 “建设国际老年友好城市”列为打响 “上海服务”品牌首批13个专项行动之一。老年友好城市应该是个“全域”的概念，既包括城区，也包括郊区。事实上，2018年沪上养老服务领域的最大亮点之一就是农村养老。

比起城市养老，农村养老对很多人来说是陌生话题。在上海8个郊区和浦东24个镇域地区，仍然分布着地域广大的农村，其中既有城镇化的农村——包括85个镇乡，也有纯农地区——包括49个镇乡。上海市民政局坦言，尽管近年来农村地区养老服务颇有进步，但比起中心城区水平还有相当的距离，“可以说还存在短板”。

2018年，上海正在研究制定 “农村地区养老服务美好生活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业者认为，对于农村养老的规划设计应当基于农村生活形态和本地乡土文化开展。日前，本报记者蹲点松江区叶榭镇堰泾村的“幸福老人村”采访，借助这个农村互助养老社区，了解农村老人想要的老年生活。

松江幸福老人村入口

老话说“六十岁学吹打”，老蒋是 59岁学的开车。练车的地方在松江区小昆山镇，从叶榭镇堰泾村骑摩托车过去45分钟。前前后后学了一年多，理论考还挂了一回。

开了5年的摩托车，100块钱卖掉。老蒋有点肉痛，“车子一次没坏过”。

老蒋是多喜欢摩托车的一个人。女儿蒋秋艳十年前就想让他学车，他不肯，他要喝酒的，早起就是一顿羊肉烧酒。

现在嘛，没办法，为了买菜。菜太多了，摩托车吃不消。

离散的人聚到了一起

老蒋每天四点半起床，先喂鸡喂鸭，再去食堂帮厨，接着开车去菜场，买齐一天要用的食材。

他出发的时候，堰泾村有上百号老人正朝他家方向走去。幸福老人村六点开饭，老人们分批就餐，先是 40位常住老人，再是村里的搭伙老人——供应给这些困难、独居老人的早餐在市和区老年基金会的资助下是免费的。

幸福老人村是蒋秋艳和她的两个伙伴创办的农村互助养老社区，地方就在她家边上。2015年她租下周围九户人家的十处农宅，改造成收住老年人的场所。住进来的老人绝大部分来自本村，有几户住的就是自己家——他们是户主，也是养老院的住客。

幸福老人村和人们通常见到的养老院很不一样，这里没有新建建筑，只在两层高的农房内部作了改造，房子原有的外观和格局不变。如果不是围了围墙，很难看出这儿和村里其他地方有什么不同。

幸福老人村的老人平均年龄有87了，这把年纪，没人想去外面养老。对他们来说，哪怕叶榭镇上的养老院都有点远。在乡下舒展惯了，换成宿舍式的房子恐怕会拘束。现在，房子还是那些房子，乡邻还是那些乡邻，大家都说本地话，腿脚好使的人偶尔还能回家看看自留地。

“医生是退休村医，厨师是退休工人，十个阿姨有八个是村里退休女工，另外两个是镇上的。保安是我大姨夫，行政主任是我小姨夫，后勤是我爸爸。我嘛，也一直在。”蒋秋艳说：“农村就是这样，谁和谁都是熟人，关系亲近。”

老人村食堂里有个帮工老韩，是老蒋同岁的发小，蒋秋艳管他叫舅舅。他因为脑膜炎而智力受损，独自生活，没人照看，有几年一度从堰泾村消失。幸福老人村建成之后，老蒋把他找了回来——那时老韩受雇替人看羊，住在羊圈边上随便搭的小屋子，每年有300元收入。现在大家叫他“韩经理”，他听了总是憨笑。

老蒋从来不休息，他身材矮墩墩的，肤色很深的脸泛着红光，走到哪里，皮带上挂的钥匙串就响到哪里。他喜欢热闹，会交朋友，一高兴就召集大家吃饭。女儿的朋友们、老人村的志愿者和帮工，经常围着老蒋家的大圆桌吃饭。有两个老人喜欢喝酒，但是食堂不允许，老蒋就时不时带他们到自己家碰个杯。

老蒋原先计划的退休生活是找个地方打工，“做做保安”，等到八九十岁“真的老了，没办法了”，就去养老院——很多农村人都那样，人是退休了，力气还有一把，不甘心在家闲着。村里年轻人都出去了，到处冷冷清清，不如找点事做打发日子。

农村的人一代比一代更加离散，那是谁都没法改变的事实。幸福老人村重新把人聚起来，老蒋应该挺高兴的。

老蒋在城里住不惯

蒋秋艳直到17岁之前都生活在堰泾村，初中毕业之后再没在家长住。工作成家以后，定居松江城区，每两三个月回村子一趟。

她遗传了父亲的热心肠，很多年前就开始做公益，做过弃婴救助、自闭症关爱、儿童性侵防范，当然也有养老院服务——那是在早期，她想做好事但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竟然和一群伙伴去养老院除了半年草。

“东一枪西一枪，做了很多事情，总觉得不落地。”尽管一直活跃在松江地区的公益圈子，甚至注册了公益机构，蒋秋艳仍然在找“更想做”的事。后来，她从报上看到一条消息：床位数达到10张以上就可以申办养老院——2013年国家民政部把开设养老院的床位门槛从50张下调到10张，上海的地方法规也随之调整，蒋秋艳和两个公益圈认识的朋友“脑袋一拍，开始找地方建养老院”。

养老院哪那么好做，打探过成本才知道自己太天真，找地方的经历一句话概括：“租不起，不是别人看不上我们，就是我们不被别人看上。”

那段时间蒋秋艳经常回堰泾村看外婆。老人家一个人住，做一次菜吃好几顿。蒋秋艳陪她吃饭，揭开桌上的饭罩子，两个小虫子在飘啊飘。她看不下去，把菜倒了，又打开冰箱，里面很多菜已经发霉。

她的视线就这样绕回了农村。“农村独居老人多半都这样，子女离开，自己对付着过。房子要么闲置要么出租，我们村里很多农宅租了出去，乱糟糟的……”她问两个朋友：“要不，我们把那些房子租下来，建养老院？”

就这样，三个人“共同发起”，开展了针对近千名老人的调研，确认农村老人有需求、有意愿，并且接受不超过退休工资的养老开支，然后——就动手了。现在回头看，有点无知者无畏的意思。

2014年，当时35岁的蒋秋艳回到农村，建起了互助养老社区。她没有想到，后来幸福老人村创造了一种新的农村养老形态。上海城市的养老服务几乎都是基于城区生活形态设计，一些公共服务在城乡社区无差别推行，但落地情况大不一样，典型的如养老院，城里的一床难求，郊区的大量空置，除了需求测算、配套选址等等因素，城乡老人生活习性的差异也是一大原因。

松江幸福老人村蒋秋艳正在领操

“农村家庭，只要子女还在，一般都跟老人同住。老人只要走得动，就不会去养老院。”松江区民政局副局长石宝孙说，迁居和流动对农村老人不是件容易事，他们要调动很多机能，才能适应离土、离乡、离亲、离群的新环境。

蒋秋艳曾经把父母接到松江城区住，夫妻两个不习惯，总觉得那样下去要生病，半年之后回了乡下。

“如果住城里，爸爸退休以后该干什么？妈妈一天两场麻将，上哪找搭子？”蒋秋艳自己都觉得城里少了点人情味，“我在城区住了十几年，不知道对面邻居是做什么的。”

两个失智阿姨想要种地

回到乡下，人就“放飞”了。没外人时，蒋秋艳会坐在道边石沿吃饭，或者端着碗去老人屋里串门。夏天快要到了，老人睡得很早，蛐蛐和青蛙彻夜不眠，“花草、蜗牛、星星，很难说到底喜欢什么，就是觉得舒服。”

松江幸福老人村餐厅里人头济济，其乐融融。

老人在这里，过的不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手脚能动的人总在找活干，立夏时分，一排人在路边席地而坐，剥蚕豆、削莴笋、聊闲天。老人村自留地上种的菜和屋里屋外的绿植花草，都靠老人一起维护。村里过来搭伙的老人，常常顺手带上一把自家地里的菜，早餐人手紧张时，“年轻”老人也搭把手，分粥、端菜，甚至给高龄老人喂食。

松江幸福老人村一日三餐有人细心照料本文摄影文汇报记者袁婧

他们并不因为垂垂老矣而比年轻人少一些喜怒哀乐，蒋秋艳说得清每个老人的性情。有个80多岁的阿婆在母亲节那天收到了“干女儿”（爱心结对人士）送的花，在众人面前高兴了很久；两个90岁上下的阿婆彼此不对付，经常拌嘴，一言不合就用拐杖戳来戳去；84岁的老叶前阵子失恋了，他到现在都怀疑是老人村跟他儿子告的密——老叶经常在大家面前秀女朋友的照片，没事就骑三轮车出去玩，他喜欢买衣服、买鞋子打扮自己，甚至还在屋里备了一双女式拖鞋。

下午三四点钟是广场舞时间，音乐响起，工作人员全都出来陪着跳舞。高龄老人能做的肢体动作相当有限，无非是伸伸胳膊动动腿，但他们的表情是开心的、生动的，有个长期卧床的老人，就在床上跟着节拍摆手。

“养老是指把人养起来吗？我觉得不对，应该让人有事可做。”蒋秋艳相信“有事可做”才能维持人的生命力，尤其对于“闲不下来”的农村人。

老人村有间屋子叫做“慢时光蜗牛吧”，有人来访可以小住，也是朋友聚会谈天说地的场所。蒋秋艳打算在“蜗牛吧”外面的空地上为失智老人引进园艺治疗项目，“有两个阿姨总想种地，但她们的身体已经不适合频繁地蹲下又站立。听说园艺疗法可以用于失智干预，我们准备架两座高台子，让阿姨站着‘干活’。”

幸福老人村怎么复制

农村的年轻人回到农村做养老服务，激起很多人的好奇。幸福老人村从2016年2月收住老人至今，来这参观、视察、调研的人群没有断过。

石宝孙说：“很多人觉得幸福老人村创造了一种养老模式，概括起来就是‘原生态的农村互助养老’。它受老年人欢迎，最重要是因为做到了不离乡、不离土、不离亲、不离群，在生活方式几乎不变的情况下，让老人获得长期稳定的照料服务。”

幸福老人村很难复制。蒋秋艳异想天开的念头最初几乎不被支持。对职能部门来说，这种全新形态的农村养老社区没有建设和管理依据，农村宅基地可以这样使用吗？宅基地改造的养老院适用什么建设标准和消防标准？民间互助性质的养老场所如果出现安全问题向谁问责？

幸而松江民政部门认为此事值得一试，全力支持蒋秋艳。“每次事情进行不下去，民政部门就牵头开协调会，不知道开了多少次。”蒋秋艳性子直，跑窗口办事没少跟人吵架，“老人村有餐饮服务，要办许可证，窗口跑了二十几趟，吵到最后也没批下来。后来民政局和几个部门协调出来的。”

另一重挫折来自场地筹措。老人村的房子一家家谈下来，过程异常艰辛。跟所有人都沾亲带故的“土著”身份帮不到蒋秋艳，一听老蒋家女儿在借房子，乡邻之间猜测四起，有人担心她要屯房子等拆迁，怎么也不肯放手。

“有一户人家，我叫舅舅的，一开始同意出租，后来又改主意，房前屋后都不允许施工人员经过。”蒋秋艳指了指幸福老人村最中间的一栋房子，“因为没法施工，不得不把医务室大门的朝向改了。”

有的人家往门口栓条大狼狗，天天朝工人叫唤，后来蒋秋艳出钱，按照户主要求的尺寸造了个新狗棚。也有出租的户主在老人入住之后，突然想起来落了一只火表在屋里，要找老人村赔付。

老人村建成以后很注意维系跟常住居民的关系，“老人村举办家宴一定请他们参加；逢年过节准备点小礼品；凡是家里有高龄老人的，免费早餐算一份。”蒋秋艳说：“现在大家相处好多了。”

总体而言，民间力量自行置办物业成本极高。好在市和区老年基金会从爱心早餐、助浴设施等方面给予幸福老年村有温度的支持。蒋秋艳认为，幸福老人村如要复制推广，首先得把置办物业成本降下来。

（文中除老蒋、蒋秋艳、石宝孙以外皆为化名）

（摘编自2018年6月2日《文汇报》记者钱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