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留言背后的故事
可到了现场，穿着厚袄的他，手里攥着自己拼音标注的草稿，在摄像机前禁不住地手抖。一会儿是“我”发得不对，一会儿是“意愿”的“愿”念成了“又”。他不好意思地挠头：“干了一辈子农活，没读过几年书，给大家添麻烦了。”
上海遗嘱库主任黄海波把困难汇报给北京总部。总部意见是，在不影响遗嘱内容的情况下可说上海话，但在关键问题上，还是要说普通话，不留漏洞。
黄海波解释，类似“是你本人的意愿吗”这样的问题，不宜仅仅回答“是的”。“你怎么能保证老人就一定听清楚问题了？”所以一定要老人说一遍。
中华遗嘱库上海分库于2017年11月1日在长宁区仙霞街道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内正式运行，可为60岁以上老年人免费办理遗嘱咨询、遗嘱起草、遗嘱登记、遗嘱保管、发放遗嘱证。至2018年2月1日，该库运行刚满3个月。
这是中华遗嘱库继北京、天津、广东、江苏、广西之后设立的第6个分库。3个月间，来此正式办理遗嘱登记的逾400位，预约者共3000多位，已排到2018年8月。
遗嘱，听似犯忌讳，但在老龄化日益加剧的今时，来访者的开明程度，却远超想象。我们在这里蹲点一周，见证了一份份遗嘱背后的故事。
“一刻也不要等”
两间房，总共不到20平方米，加上100多平方米的公共空间，上海遗嘱库登记点在一天内挤进近百人——黄海波描述11月1日正式运营时的场景，直呼“想不到”。
他们此前担心人们不理解，毕竟遗嘱库在其他地点开设时曾遭遇周围居民阻挠；他们还想到用“幸福留言”来代替遗嘱。而上海市民对遗嘱的接受度大大超出他们预料。
2018年1月30日，10多位市民率先领到遗嘱证。
陈晓萍（化名）就是其中之一。这天，她手持自己与爱人的遗嘱证，满面笑容地与遗嘱见证人合影，“我从没觉得遗嘱有什么忌讳”。
陈晓萍是退休厂医，63岁，“在北京总部刚开始运行时，我就关注到这个新闻，一直等着上海的”。
“这正是我们老百姓需要的！”来领遗嘱证的老马说，他的亲戚曾因未立遗嘱，去世后子辈闹得不相往来。
除了按通知前来办理者，记者在遗嘱库蹲点的每一天，都遇到了“不速之客”。
2018年1月24日，家住长宁区的退休老师李静（化名）来询问：“是不是把我漏了？”她出示预约号码“1101”，表示家里手机信号不好，这几天一直担心接不到通知电话。
李阿姨拥有一套房子，但有两个儿子，老伴已过世。她听说邻居家的儿女为了争遗产“打得一塌糊涂”，生怕遇到同样情况，看到中华遗嘱库上海分库成立的消息后便打了咨询电话，并现场预约。这天她又赶来询问，听到工作人员确认“大概过年后能轮到”后，才安心离开。
2018年1月25日，申城大雪，老姜挟着一身雪花冲进遗嘱库办公室。他说没在新闻里看见具体地址，当天辗转问了多处，一位好心志愿者在网上帮他查到地址后，他没管天气恶劣，一路找来。老姜今年86岁，老伴已90岁，需求迫切。
黄海波认为，需求激增与老龄化有关。截至2016年12月31日，上海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457.79万人，占总人口的31.6%，老年人比例接近全国数据的两倍。
同时，也有社会背景的变迁。中华遗嘱库管委会主任陈凯解释，在中国传统社会，家人一起生活、一起劳作，家庭财产也是共同的，那时继承往往是以分家或是家长管理权的移交来完成的；但现代社会发生变化，家庭趋向小型化，互相独立。且现在财产更多，各方对财产分配更为在意。
陈凯介绍，中华遗嘱库是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与北京阳光老年健康基金会于2013年在北京启动的公益项目。起初，他们对老年人的权益保护主要集中于家庭暴力、生活困难等问题，但后来发现，财产继承问题逐渐突出，而此前并无相关公益组织在操作。
相较于法定继承，遗嘱继承能真正按照当事人意愿处分财产，消除遗产纠纷隐患，是目前自主处理遗产最好形式之一。新加坡2003年成立的遗嘱登记署给了陈凯启发，中华遗嘱库的雏形由此形成。
黄海波介绍，目前来上海分库立遗嘱者大多在70岁左右。最年长为94岁，最年轻是54岁。
他曾好意提醒那位54岁男子，“60岁以下不属于公益服务范围，给你登记着，等你60岁一到就来，怎么样？”男子却拒绝。他说自己常年出差较危险区域，2017年曾有同事在工作地点去世，因此“一刻也不要等”。
还有一对夫妇，因为女儿长住美国，他俩成了跨国航班的常客。马航事故后，每次坐飞机都担心。两人对遗嘱想得相当细致，一定要设第二继承人，因为“万一和女儿一起坐飞机呢？”
也有特立独行的。一位老先生称儿子不孝，遗产要捐赠给社会机构；有失独家庭在儿女离世后受到街道细致照料，决定赠予街道；有人要求把遗产捐赠给流浪猫狗的救助中心；也有人想要捐献遗体……
“一辈子第一次写字这么认真”
立遗嘱当天，预约的是9时，老陈6时就从嘉定出发，8时30分赶到遗嘱库。
对这事，老陈相当慎重。除了练习普通话，他还对着遗嘱库发的范本练习多遍。
老陈有套拆迁房。当时需补部分钱款才能拿房，大儿子和二儿子都没出钱，三儿子给了。产证上是老陈的名字。老陈意思是，等他和老伴去世后房子归三儿子，但如今房价涨了几倍，大儿子和二儿子都不乐意了。
老陈决定悄悄立下遗嘱。他之前想过去公证处，“手续很麻烦”，听说“少的五六千元，多的要几万元”。中华遗嘱库的消息一出，他就来预约了。
预约相当于登记排队，可网上预约、微信预约或现场预约，其中现场预约最快，正式的遗嘱办理则要按预约顺序排队。上海遗嘱库的工作人员每天为10多位老人办理遗嘱登记，依然应对不了巨大需求。他们正筹划推出上海第二登记点。
遗嘱办理当天，所有手续要在见证人见证下完成。第一环节为咨询，即工作人员征求老人意愿，家属可一同参加；第二环节的登记，必须单独进行，家属都留在室外，保证立遗嘱者的自主自愿。
如此安排是有前车之鉴。别的城市工作人员曾发现有家属暗示老人，或做“掐”的小动作，而老人独自面对工作人员时什么话都不愿说，工作人员就明白了，告知家属“老人的身体状况办不了”。
黄海波也曾遇到立遗嘱人隐瞒信息，例如有私生子女。“我们能从蛛丝马迹感受到对方的心结，反复给他提示风险，打开他的心扉。”信息若不真实，按签订的条款，遗嘱有瑕疵可能被法院认定无效。
在确认遗产分配方案后，立遗嘱者须根据打印出的范本亲笔抄写。不允许连笔，要保证每个字都清晰无误。
与老陈同一天办理的老吴，光是一个偏旁“女”，就在草稿上写了9遍才被通过。有的老人办理当天手抖得厉害，无法书写，只得择日再办。
签字的笔，也必须为同一支；誊写的纸是进口泼酸防腐纸，以防虫蛀和避免人体汗液的侵蚀。
自书遗嘱通过检查和审核后，还要扫描指纹、录制视频。遗嘱库有间“密室”，专门用来留下影像证据。工作人员提问，老人回答，最后和两位见证人合影，全程要使用普通话。
正常情况下，录制时间约为20分钟，但多数老人都会录3遍不止。有的老人会突然紧张，答非所问；有人会因为笔掉地了，低头捡笔。而录像必须自然流畅，不得剪辑。
黄海波说，如此严格的流程，是根据法律法规及全国各个分库总结出的经验，流程改进达到30多次。“经调查统计，老人自己在家写遗嘱，送到法院超过60%的都是无效的。”
“一辈子第一次写字这么认真。”老陈按着手印说。两位见证人也按上手印，原件即被遗嘱库留存保管。
“‘善终’，就是没有任何牵挂”
66岁的老刘夫妇是在2018年1月26日来的。夫妇俩经济宽裕，几乎踏足各大洲。知道上海遗嘱库的消息后，夫妇俩决定先立个遗嘱，“以后坐飞机也安心”。
老刘的妻子性格直爽，她把要立遗嘱的事向老伙伴们说了，原以为会引发热议，“最好大家一起来”，没想到话题一抛出就冷场，大家顾左右而言他。她这才意识到，原来并非每个人都能接受立遗嘱这件事。
来取遗嘱证的65岁老马也说，他在打乒乓的朋友圈宣传，“10个有10个都不愿意，但解释过后，有那么两三个人会思想松动”。
目前，国内立遗嘱的比例依然很低。陈凯给出的数据是，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每年自然死亡的老人当中，立有正式遗嘱的大约不超过10%。相比之下，成年美国人立遗嘱的数量是49%，英国人2009年就有36%的人更新遗嘱，甚至流行“度假遗嘱”，即度假前赶来更新一次遗嘱。
中华遗嘱库设立初期，经历了不断与传统观念磨合的过程。有一次，他们在酒店开专家研讨会，在大堂立了牌子，酒店领导路过，马上把经理叫来，说“能不能把牌给换了”，怕来往客人看到不高兴。
因此，一开始“中华遗嘱库”的招牌上用的不是现在的正楷，而是小篆，目的就是让人一眼难辨“遗嘱”二字。
“说实话，说‘不怕死’是假的。但是遗嘱立好了，能减少一点担心，不是能走得更安心？中国人说‘善终’，就是没有任何牵挂。”写着遗嘱的老吴说。
黄海波也发现一个规律，很多老人办理之前眉头紧锁，办理之后神情舒展，有的说“回去以后睡得着、吃得下了”。
陈凯认为，幸福的家庭和不幸的家庭都需要立遗嘱。“一个人什么时候离开世界，并不是自己说了算。在清醒时候立下遗嘱，能保证自主权和话语权。”
精神评估常被大众疏忽。我国《继承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无效。在许多财产继承纠纷中，争议焦点就是立遗嘱人的身体和精神状况是否正常。
“我现在头脑清楚，思维清晰。”这是遗嘱书的第一句。为证明这句话，立遗嘱人需要进行精神评估。但不少医疗机构鉴定时要求配偶或子女陪同，无形中对想保密遗嘱的老人设置了障碍。
中华遗嘱库开通“立遗嘱人精神评估便民通道”，一站式办理精神鉴定。精神评估正常者，可当场订立遗嘱；若为“存疑”，则建议其去医疗机构进一步鉴定。而这部分的480元并不包含在免费之列，人们可自愿选择。
黄海波告知，人们对遗嘱的效用及管理，也存在误区。他们遇过一位老太太，遗嘱写了十几份。因为每位女儿提出要求，她就写一份，却只是暂时缓解了冲突，没有真正实现自己的意愿。
还有人问，“我能不能自己写一张，放在家里？”“但到时谁来取呢？”黄海波反问。
遗嘱的管理问题，乏人关注。黄海波认为这是遗嘱库的另一个价值所在——保管遗嘱。可避免子女间互相猜疑，绝大多数人对此是尊重的。
“难道精神财富不是遗产吗”
“香港把遗嘱叫作‘平安纸’，我们这里叫‘幸福留言’。遗嘱当然关乎生死，但不必把遗嘱想得那么压抑，我们在其中看到的更多是不舍和祝福。”黄海波说。
在中华遗嘱库内部，大家对一位老人印象深刻。那是一位退休教师，她的心愿是离世时将眼角膜捐献给有需要的人。几年前，她想在医院办理捐献手续，却得知必须得有家属签字，但她老伴已去世，独生女儿却不同意她的选择。为解决这个困境，中华遗嘱库的律师帮她拟订一份有附加义务的遗嘱，明确女儿只有配合医院完成角膜捐献登记，才可继承她的遗产。
“每个老人都有一段故事。”黄海波说。他记得有位老太太边写边哭，她的3个儿子都许久没来照看她，但她还是决定将财产平分给孩子们。
老吴是来要求把财产留给小女儿的。晚年，大女儿对他出言不逊、大打出手时，他就想“财产绝不给半点”，但难免失落，“遗产就是房产、钱吗？难道精神财富不是遗产吗？”他回顾一生，“觉得还是有价值的”。他在上世纪60年代出海远洋，去过英国、瑞典等地，遇见许多有趣的人和事，但这些，都不太可能在遗嘱中体现。
黄海波说，因为遗嘱的文书须简洁明了，一般只对确定的财产性内容进行记载，对精神性的、主观的内容不太会体现。不过，他们也提供一些增值服务，如家风传承卡。
他们公开过一封经当事人同意的传承卡内容。信上写着：“亲爱的儿子，妈妈走了。这一生我充实、快乐，且有些许价值，足矣！我想，这是来自于给予我能量的两个源泉，所以，在这里我要祝福：祝福你们两兄弟，我的孩子，祝福你们的家庭，祝福我可亲可爱的孙儿孙女们！更望你们能珍惜血脉相连的亲情，相依相靠，友爱一生……”。
雪下得大，记者送老姜。得知老姜的妻子老肖已经90岁，足不出户。次日记者上门拜访，想问问她对遗嘱如何想。
老肖曾在军区做助产士，后来在福建农村当医生，漂泊30多年，回到上海做厂医，而后退休。她说立遗嘱的心愿，是随着身体一次次不听使唤后变得强烈。“遗嘱并不仅仅是分好房子和财产。有些话，我不会写到遗嘱里去……”她意指这样过于煽情。
她记得有次在福建农村，她去给村民看病，下雨了，村民非要把蓑衣披在她身上。她说那是她一辈子最感动、最有成就感的瞬间。
老姜从上海离开后，就在福建检察院工作。他写过回忆录，细数了几件“还算有点价值”的事，比如，如何参与刹住当地民间的赌博之风。
点滴细节，都是家的一部分。
正如中华遗嘱库家风传承卡上印着的几行字：“家风，家族之根，有则连根；连根养根，根深叶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