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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个化名一次次化装是对历史最好的见证——周恩来这名字很温暖很自豪！

2018年3月5日，是周恩来诞辰120周年。周恩来从1927年起就是党中央的核心领导成员。为了革命的需要，周恩来在上海期间，曾经使用过许多化名，这些都是其早期革命活动的最好见证。

　　当“伍豪”遇到“周少山”

　　为对革命实施打击，1932年2月16日至21日，敌特在上海的《时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申报》等报刊，连续刊登《伍豪等243人脱离共党启事》，贬损周恩来形象，混淆视听，造成混乱。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徐有威拿出了当时报纸的影印件，向记者展示了其中的内容：“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中国共产党。”徐教授称，这则《伍豪启事》的炮制者，是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的张冲。

　　“‘伍豪’是周恩来非常有影响的化名，党内许多同志都知道。张冲写成《伍豪启事》后，由特务黄凯派人送往上海各报刊出。”徐有威说，“《伍豪启事》落款者243人，均为顾顺章等叛徒提供，多数居中共中央、各省、市地下机关的负责岗位，姓名基本无误，很能乱真。中共方面如登报声明，势必落入预伏的圈套；中共若听之任之，则党内、各区域组织必然对周恩来等失去信任，甚至因误会引出更严重的政治事件。这的确是给中共、给周恩来出了一道棘手的难题。”

　　当时的中共中央责成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着手澄清谣言的工作，而主要承办者，就是潘汉年。虽然当时通过中共中央机关报以及传单等方式进行了澄清，但效果非常有限。潘汉年通过《申报》顾问陶行知，做《申报》馆总经理史量才的工作，刊出一则事实上是辟谣的小广告：“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18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申报馆广告处启。”陈云数十年后曾对此解释说：“当时临时中央设法登了一个小广告，用广告回答伍豪先生的方式，间接说明伍豪有一个否认并揭穿国民党造谣的声明，但因为保人的关系，不能登出。用这个小广告使白区和全党同志知道国民党的阴谋，不受其欺骗。”

　　随后中共中央聘请巴和律师（法国人）代表周少山（周恩来化名）在1932年3月4日的《申报》上以醒目大字标题刊出《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急启事》，揭穿了国民党的阴谋。

　　曾与潘汉年几度共事的李一氓，在事隔多年后著文回忆说：“这个启事没有用伍豪的名义而用周少山的名义，又说伍豪是周少山自己的笔名。这个小动作很妙，因为启事登出后，国民党曾派人去找巴和，问伍豪在哪里。巴和说：我的当事人是周少山，仅仅别名叫伍豪，你们要找的伍豪当然不是这个，而且他自己也登有启事，你们可以直接去找他。这个启事的内容，明显地分辨出来那个《伍豪启事》是伪造的，因而我们没有很琐碎地去反驳他那些反苏、反共的言论。同时党内也有一些油印刊物上刊登了反驳的文章。在当时来说，这个启事花100两银子是贵了一点，但达到了我们的目的。”

　　化名背后的那些故事

　　为什么周恩来会有“伍豪”这个化名呢？据介绍，这主要是因为在五四运动时期，周恩来在天津成立和领导了学生进步团体“觉悟社”。社员抽签编号，周恩来抽到五号，便以“五号”的谐音取了个化名“伍豪”。此后，周恩来发表文章，多次用“伍豪”作笔名。邓颖超抽到一号，以“逸豪”为化名、笔名。

　　“至于‘周少山’这个化名，主要是因为他的老家淮安没有山，是一个少山的地区。”徐有威表示，“周少山”是党内熟知的周恩来的别名，有段时间，党内许多人只晓得周恩来叫周少山。据记载，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周恩来作了《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指出：“中央的错误不是路线上的错误，而是在正确路线之下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在英国知名学者迪克·威尔逊撰写的《周恩来传》中，就提到“‘六届三中’周发表了著名的《少山报告》。”

　　事实上，在上海的革命活动时期，周恩来化名还有许多,曾使用过“维思”“胡公”“大美”等笔名或化名。周恩来因留过胡子，曾被人称为“胡公”。这个雅号是他1928年开始在上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军委书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获得的。当时由于社会上认识他的人太多，除了特殊情况，周恩来严格地把自己外出的时间限制在早晨7时以前和晚上6时以后。他对上海的街道里弄进行过仔细研究，尽量少走大街，多穿小弄堂，不搭乘电车或不去公共场所。通常，他化装成上海滩随处可见的商人，后来又蓄起了长须，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一直留着。

　　革命信念始终不变

　　周恩来最初与上海结缘，是在1920年11月，当时22岁的他从杨树浦码头踏上“波尔多斯”号邮船，赴法国勤工俭学。在以后的峥嵘岁月中，他在申城留下了一串串闪光的足迹。1931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擅自外出过夜后被捕。周恩来获悉并查实向忠发叛变后迅速隐蔽，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停止联系，同时开始准备撤离上海。

　　1931年12月初，化装为广东熟练工人的周恩来来到十六铺码头，在一位绰号“小广东”的地下交通员的掩护下，登上了一艘洋行的轮船，悄悄离开上海，安抵中央苏区首府瑞金。

　　1937年3月底，身为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周恩来来到上海，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这短暂的4个月中，周恩来利用和国民党谈判的四次路经上海的机会，运筹帷幄，指挥正在重建的上海地下党，广泛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动员社会各界迎接即将到来的全面抗战。

周恩来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领导地下革命斗争时，不仅要经常变换住地，不断改变自己的形象和装饰，也要不时地取一些不为社会所知的名字，以同当时强大的敌人“捉迷藏”。在徐有威看来，那时他取的化名，有的是经过考虑，有的则是信手拈来，但唯一不变的是他对于革命的信念。

　　专家点评　　独具匠心颂伟人

　　2018年3月5日，是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的纪念日。

　　此时此刻，上海人民和全国人民一起，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深切缅怀这位虽逝犹生的历史伟人。

　　《新民晚报》以周恩来的英名为切入点，追溯民主革命早期他在上海投身革命，在腥风血雨中出生入死，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大无畏的奋斗精神，领导中国革命的光辉事迹，别具一格，值得向广大读者推荐。

周恩来1927年住过的浦江饭店（原礼查饭店）

1924年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区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在法国巴黎合影。前排左四为周恩来

　　（摘自2018年3月2日《新民晚报》首席记者方翔中共党史研究学者陈埃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