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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宁区开展“精品小区”建设,新泾六村等老公房小区变得宜居且“美貌”
2018-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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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宁区老公房小区新泾六村很快就要有第一台电梯了,12号楼住户将告别“爬楼史”。新泾六村的户籍居民多是上世纪90年代随小区落成而入住的那批住户,房子“长”了二十几岁,他们也齐齐步入老龄,如今小区户籍人口老龄化比例高达七成左右。

 

 

长宁新泾六村部分居民楼加装电梯,工程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文汇报记者袁婧摄

 

大家想装电梯不是一年两年,眼见沪上试水成功的小区越来越多,新泾六村也在2017年行动起来。目前小区已有六栋楼的六台电梯项目顺利立项,其中12号、16号楼两台电梯正在施工,其余四台正在办理手续。进度最快的12号楼,有望年底竣工。

“美貌”小区缺一台电梯

位于金钟路340弄的新泾六村是标准的上海老式公房,共有20幢六层住宅、1128户住户。长宁区正在开展“精品小区”建设,这里楼与楼间距开阔,新粉刷过的外立面让小区外观显得特别清爽——如果能安装上电梯,那就可以说是“全面升级”了。

2017年3月,12号楼决定启动加装电梯工程。退休居民庄志军牵头,在楼里组建一支五人筹备小组,两人负责外联、两人负责内勤,一人专职管账。他们相继考察了普陀、杨浦、静安三区以及长宁本区的成功项目,再反复比对自己这栋楼的情况,觉得“很有戏”。

“我们一梯四户,底楼不住居民,是物业公司的办公场所;地下管线正好避开电梯基础,不需要再花几万块钱调整水电煤管线的位置。这个条件可太好了。”庄志军说,加装电梯需要全楼征求意见,要求居民意愿征询通过比例达到90%,并且没有人明确反对。

不久前,本市有关部门发布消息,今后上海将考虑适当放宽老房子加装电梯工程的启动门槛——把居民意愿征询通过比例从90%放宽到三分之二,同时保留“无居民明确反对”的要求。庄志军觉得这个做法把准了“痛点”,“有的项目忙了一年半载,等到万事俱备,就因为那么一户两户不愿意投赞成票,所有付出全都打了水漂。”

居民自治更“走心”

新泾六村居委会主任陈锡亮介绍,这两年老小区加装电梯流程越发成熟,从计划立项、规划审批、房屋安全论证,到获取施工许可、质量技术监督、竣工验收,各个环节该做什么、要盖什么章都非常明确。居委会在电梯工程中的角色也变得清晰——搭建沟通协商平台,引导和帮助居民以自治方式推进工程,“以前加装电梯有60多个步骤、要盖40多个章。前两年市里简化了手续,审批事项少了,审批章也减少到15个。”

居委会发现,小区公共设施的安装维护,比起交给政府全权代劳,居民自主管理、自主负责的方式往往更“走心”。安装一台电梯,整个工程耗费六七十万元,除了政府按照施工金额40%给出的补贴(最高不超过24万元/台),其余费用分摊到各家,少的几千元、多的几万元,出过钱、出过力的居民都对电梯工程分外关心。

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纠缠中

12号楼20户住户,有的人家同意安装电梯但不愿意出钱,本该分摊到他们头上的费用,就得由其他人家按比例再次分摊。不巧,楼里还有一家困难户,夫妻两个同住,五十多岁的丈夫中风瘫痪,妻子辞职在家照料。他们跟庄志军说:“老庄,我们愿意出钱,但是身上真的没有那么多钱。”筹备小组又召集楼里居民商议,最终大家决定,困难居民只出自己本该出的那份,因为其他住户不出钱而必须“凑份子”的部分,全楼居民共同“赞助”。通常政府补贴的金额要在项目竣工验收之后才能发放,为了照顾困难户,电梯公司垫付了这部分钱款。

加装电梯工程是陈锡亮在居委会工作多年遇到的最复杂事情之一。在界定边界、确立责任时,居民们非但没“谈崩”,反而加深了彼此感情,这其中必然有平常日复一日社区治理的功劳。

记者手记

规则程序明确了,事情就好办得多

多层住房加装电梯工程像一款热门应用,从上线那天起就被全市的老旧小区关注,最早“吃螃蟹”的用户基本上边使用边“吐槽”——装一台电梯怎么就那么难?最经典的“槽点”无疑就是大家统计出来的46个章。

现在回过头想,当时加装电梯还是个案,“早期用户”太少,“后台”还没研发出标准程序,钱谁来出?工程标准谁来定?审批流程谁来把控?这些“模块”通通都不存在。但在各方努力之下,这款“应用”很快迭代,不断自我修复、自我完善。最近几年每次采访加装电梯案例,都能感受到项目便捷程度的提升,补贴标准明确,审批流程简化,社区之间互相传播成功经验、形成工作手册,很多地方还成立专门辅导加装电梯的第三方机构。

规则和程序的明确,倒过来给了当事人信心——在早期,很多跃跃欲试的小区甚至走不到“盖章”阶段,往往在民意征询关口就没戏了。要让一群居民出钱(数字还不小)完成某项涉及公共利益的社区事务,必须要让大家看到可预期的、于己有利的结果,规则、程序和“先例”能够起到这种作用。

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则是共识教育。越来越多具有普遍意义的成功案例,提供的不仅是工程模板,更是理解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的教案,它帮助人们摆脱“政府包揽”的思维模式,并思考“个人”与“公共”的边界,思考个人在社区公共事务中的角色、权利、义务。

(摘自2018年10月11日《文汇报》  记者钱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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