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过八旬，回首往事，只觉得一生就干了三个字：读、走、写。如果把这三个字的内在联系讲清楚，我尝试列了个公式：读+走→写。

读

我是书痴，酷爱读书。早上起来抱着书，睡觉之前啃着书。有时睡下去了，忽然想起哪句话不清楚，会爬起来再去翻书。在家里有时边吃边看书。如果一个人出门，我会手不释卷，在车上、飞机上看书。1960年冬天下农村反“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不宜在农民家里读外语，我跑到几个坟墓中间避开寒风，哇啦哇啦念洋文。在月薪60元时，我从筷子底下省出100元买了一套尚未出齐的《列宁全集》。我是笨鸟先飞。我家门口有康有为与他妻子合植的几棵广玉兰大树，天一亮树上的鸟儿就“喳喳”争鸣，这时我早已起来看书了。鸟儿是天一暗就回到树上叫几声，便开始睡觉，可我的夜读才刚刚开始。我深感自己比雀儿累。于是我有本散文集书名便取《人比雀儿累》。

为了读书，我到处借书。

我是为文人曹聚仁翻案的第一人。1977年初我借调在《红旗》杂志写文章。他们图书多，我看到些曹聚仁在港澳出版的书，坚信他不像有些人所说的是什么“反动文人”，便写了篇小文章。哪知被一位跟曹有过节的老先生告了上去，竟然说我是因为与曹聚仁的夫人邓珂云是亲戚才为曹说话的。我不服，想再写。再写还得看更多的书，这时我已回到上海，不能进《红旗》杂志社图书馆了。我打听到邓珂云的地址，便去她家借书。邓珂云很大方，她书架上的书随便我借。这样，我读完了曹聚仁一生的几十本著作，包括一部只印两本的八斤重的大书，以及其它有关的书籍，又写了篇长文讲曹的历史作用。

还有一年，我与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一起翻译马王堆出土的竹简，要查阅上海图书馆的孤本、善本，可是这些书是不能出馆的。他作为馆长更不能带头违规。无奈之下，我借住上图靠近黄陂路的那排房子中的一间狭而长的房间，夜以继日地看书，抄书，没有违反孤本不外借的规矩。

我读书很杂，社会学本行的书要读：中国的严复、晏阳初、陈翰笙、费孝通、林耀华、胡绳的书，西方的孔德、亨廷顿 、帕雷托、帕森斯、滕尼斯、吉登斯、哈贝马斯、齐美尔、韦伯的书；专业外的书，我也爱读。我欣赏“T形人才”。“T形人才”纵横驰骋，能够奔放得起来。谁都知道，毛泽东不是自然科学家，可是20世纪70年代末，在夏威夷举行的第七届粒子物理学专题国际会议上，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的物理学家格拉肖却提议把夸克之类的粒子命名为“毛粒子”，因为毛泽东用“一日之棰，日取其半，万事不竭”的无限可分说，打开粒子物理学的思路。文理相通，专业外的书看似无关又有关。

我不是党史专家，但我读很多党史、军史。中共一大13位代表中，成为领袖、导师、楷模的书我反复读。后来成为国务院参事、出席过一大的包惠僧生前没出过书，但是他用“栖梧老人”等笔名写过很多文章。我从他大女儿包正教授那里借来阅读，深知他很有见地。我们热爱共产党，要跟共产党走，就要了解共产党。读得书多了，“一分为二”就出来了。对伟人崇敬而不迷信，对有错有罪的人批判而不侮辱其人格。

读书是沙里淘金。书中只要有百分之一正确的成份和合理的元素都要吸取。有的要去其外壳取其内核，有的要去其内核取其外壳。可是书本知识毕竟是间接知识，还要有直接知识才能更好地理解间接知识，才能跳出间接知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行走。

走

走，是往社会实践中走。走，是拔开双脚向理论源泉走去。走就是社会调查课上所说的参与法、访谈法。我曾在哀牢山上走，在贺兰山下的沙漠上走，在内蒙古大草原上走，在长白山雪地上走。

哀牢山之路我们一行三人先到红河州，再到金平县，然后再去黄苦聪、黑苦聪的65新寨、66新寨。去那里没有公路，没公路也就没汽车可乘了。我们在哀牢山下遇见《五朵金花》作者之一王公浦。他正在写《苦聪人的春天》。他向我们介绍了苦聪人的情况以后，说：“我们现在住的这地方是秦怡拍电影《摩雅傣》的终点，如今是你们去黄苦聪的新起点。”没公路只有靠两条腿走。实在走不动了，雇几匹马往前走。有一次马走累了，马失前蹄，我从马头上落入悬崖。幸运的是，滚了十几米被小树挡住了。我抓住杂草一步一步爬上来，只见双手被刺儿刺得出血。

再往前走是穿密林。穿密林，荆棘刺马肚皮，马不肯走，人不能不走。过去写文章我爱用“披荆斩棘”，可是真正尝到披荆斩棘的滋味是很苦的。哀牢山的密林不同于北方的密林，雨水多，蚂蝗在树上。穿密林蚂蝗会掉在脖子上。好在陪我们的两位都是男性，走十几分钟，见到不密的空隙，脱下衣服互相看看，见有蚂蝗吸附，一个巴掌打下来。

有的山谷太深，不能从底下急流里走，那就要走铁索桥。那里的铁索桥不同于公园里的铁索桥，没横板，只有四根铁索链。下面两条是一脚踩一根，上面两根是一手抓一根。这对当地人来讲不算太困难。我们没走过，脚的摆幅大了，一脚蹬空便会掉进深渊。百多米的铁索桥，当地人十分钟就走过去了，我们不行，要二三十分钟。

再往前要走猴子路。什么是猴子路？坡度陡到70度，陡坡上只有小碎石，不长草，没抓手，搞不好会滑下去，不能直立走，只能四肢着地爬。怪得很，人类是从爬行进化到直立的，直立的人再回到爬行，比直立行走吃力百倍。爬上去坐着喘气时，红河州陪我们的同志说他有次陪《云南日报》总编来这里，爬上来以后总编说：“以后你们来稿，我们再不批上‘补充材料’了。我现在知道，要你们‘补充’就是叫你们爬行。”——是的，我常对友人说，我有些文章是爬出来的。

爬出来后，到达苦聪人住的65、66新寨。为什么叫65、66新寨？因为苦聪人是解放军找了近三年才从山里找到的。1953年以前，他们没有吃过一粒米，没有穿过一件衣，没有住过一间房。解放军把苦聪人找回来，他们还不肯定居。好劝歹劝直到65年、66年才答应定居。当地人本来称他们“苦冲人”，是周恩来把“冲”改为“聪”的。一字之改体现了尊重和平等。过去苦聪人有语言，没文字，语言也仅有五百个词汇。他们的贸易是“无声贸易”，是不等价交换。因为他们裸体，兄弟民族不愿意看到他们。他们就把他们的猎物、藤编放在路口，来的人放下一把盐就可以拿走一张虎皮，反之，如果什么都不放就拿他们的东西，会有来无回，一弩就被他们射死。可是，就是这样的民族也有可以借鉴之处：一、“干部”以身作则。他们是磨擦取火，遇到下雨保存火种是头等大事。怎样保存火种？靠人体。几个人抱在一起遮雨。谁在最下面？氏族长。不用说在最下面的很容易烧伤。一位七十多岁的氏族长打开衣服让我们看肚皮，他肚皮上是伤疤连伤疤。这种身先士卒精神多值得学习啊！二、社会均衡。苦聪人实行绝对平均主义。“有饭大家吃，没饭大家饿。”他有六个水果，你有两个水果，他会自觉地、不用动员地给你两个。

定居以后的苦聪人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见到的苦聪人丰衣足食，语言生动，谈起社会主义优越性滔滔不绝。全运会苦聪人还拿到一项冠军。苦聪人的强弩没有“末”，有的是自强不息。

走是调查。调查是科学、艺术、作风的综合。如果对当下的调查做一点调查，不难发现有些调查不是调查，是走马观花，是换个房间听汇报。真要了解社会，应当是从“走马观花”到“下马观花”，再到“下马栽花”。与百姓一起干活，百姓才会掏心窝。作风与调查的信度之间有函数关系。好作风出可信的数据，可信的数据又会激发学者进一步改进调查作风。

写

读万卷书，走万里路。读，网罗天下书；走，阅尽人间春色。大画家石涛有句名言：“搜尽奇峰打草稿”。读和走是“捜奇峰”，搜了奇峰就要“打草稿”，写！

我写得不多，出版了24卷全集，约有一千来万字，不到“著作等身”的一半，质量不高，垃圾不少。最典型的垃圾是1977年5月我发了篇文章，大小报纸都转载，地市级小报也摘要转，可是几个月以后出版此类文章的汇编时，我这篇文章却编不进去，原因是“气候”变了。这个教训告诉我，要想不写短命文章，必须敢为天下先。

随着真理标准讨论的深入，我从心有余悸转化为心驰神往。在社会学重建后，1981年2月我第一个开设家庭社会学课程。在1980年代中期我第一个提出“学术生态”概念。1982年我第一个提出“妇女学”，接着于1984年提出妇女学框架。1986年3月我在《人民日报》发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突破”》，引发讨论达一年之久。1986年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办“邓伟志信箱”，为国内第一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节目。1994年第一次提出“德治”一说，强调法治第一，德治第二。在流行“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时，我提出“经济搭台，文化唱戏”。在流行“兼顾公平”时，我多次公开发文章批评“兼顾公平”论。在经济“调结构”时，我发表几十篇文章强调缩小贫富差距，调整社会结构。

写是思想的表达。学术著作不是源，是流。不断交流，触类则旁通。交锋会产生思想火花。害怕交锋，害怕人家批评，是庸人。身经百战，中流击水，迎着批评而上的学人是铁打的，不是纸糊的老虎。学者要有学术勇气，抓住真理，所向披靡。

写是读和走的化合物。读难，走难，写更难。我知难而进，还在进的过程中，还要奋进，奋进！

（摘自2018年1月29日《文汇报》“读书周报”  作者邓伟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