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老年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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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老年基金会理事长胡延照春节前慰问杰出交响乐作曲家吕其明

2019年春节前，上海市老年基金会理事长胡延照上门慰问杰出交响乐作曲家吕其明，称赞吕老一生坚守文艺要为人民为社会服务的信条。现将89岁作曲家吕其明的自述摘录于下。

吕其明近照。解放日报记者蒋迪雯摄

吕其明在创作《红旗颂》。资料照片

10岁参军，在党的怀抱里成长

我10岁参军，15岁入党，在红旗下前行，在党的怀抱里成长。2019年我89岁了，回过头去看，我的创作永远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祖国为人民创作。70年来，我和我的祖国血肉相连，休戚与共。

我的父亲吕惠生，192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农学院，后回乡办学校、办报纸。七七事变后，他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40年初，在敌人的追捕中，父亲带领我们全家投奔新四军，来到新四军二师淮南抗日根据地。他曾任淮南抗日根据地仪征县县长、皖江抗日根据地行政公署主任。

我10岁就和姐姐一起加入了新四军二师“抗敌剧团”。当时母亲觉得我们太小了，很舍不得。但父亲坚决地说，要让孩子们去革命的大熔炉好好锻炼。时值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我们文工团跟着部队每日行军，到了营地，就为战士和老百姓演出。

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军战略转移时，父亲由于重病无法随大部队行动，决定从长江水路秘密转移，但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面对敌人引诱和拷打，他始终坚贞不屈。他在狱中写下绝命诗，最终走上刑场，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父亲牺牲时年仅43岁，而我只有15岁。就在那一年，我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对自己说，要继承父亲的遗志，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参加革命70多年来，我一直踏着父亲的足迹在前行，永远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祖国。

89岁仍每天花时间整理作品

1949年5月26日，我们华东军区文工团进入上海，当晚在老北站大厅的条凳上过了一夜，第二天，上海宣布解放，我背着一把小提琴，走到上海街头。到了11月，我们集体转业到上海电影制片厂。虽然脱下军装非常不舍，很怀念过去的战斗生活，但在上海，我们面临着新的艰巨任务，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1951年，21岁的我走上了电影作曲的岗位。以前在文工团我是拉小提琴的，但要为电影作曲，我面对的是一支庞大的交响乐团，怎么才能写出好的作品呢？刚开始的时候我每天夜不能寐，一面翻书一面写，不断向有经验的同志请教。1956年，我26岁，为电影《铁道游击队》配乐，写出了《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这首歌至今没有被人们遗忘。这是我第二部电影配乐，里面用到了许多山东民歌的元素，这归功于解放战争时期在山东度过的几年时光。我当时用业余时间搜集了大量的山东民歌、戏曲，研究当地音乐的调性和语言，成为了我宝贵的创作素材。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文艺离不开生活，离不开人民，这是我在1944年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一直牢记不忘的信条。还有一条是，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社会服务。这些思想早已渗透到我的血液中，不断生根发芽。

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我还为电影《红日》《白求恩大夫》《霓虹灯下的哨兵》《庐山恋》《城南旧事》《雷雨》《焦裕禄》等电影写下配乐。2012年，82岁的我还与作曲家陈新光合作，谱写了交响组曲《使命》。今年我89岁了，仍然每天都会花上一段时间在书房里，整理和修订以前的作品。我的管弦乐序曲《红旗颂》刚刚完成定稿，很快就要重新出版。

《红旗颂》修改50多年终定稿

《红旗颂》是我在1965年2月接到的一个“命题作文”，要在当年5月的“上海之春”首演。时间紧、任务重，只能背水一战。

音乐描绘了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天安门广场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动人一幕。虽然没有亲眼见证开国大典，但上世纪50年代初，我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了几年，每年劳动节和国庆节都会去天安门广场参加盛大的游行，看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高呼口号跟随人群前进，每次都热泪盈眶。这些真实的经历，都对我写作《红旗颂》帮助很大。在《红旗颂》中，红旗飘扬的形象，从头到尾贯穿在音乐里，我还用到了进行曲式，好像一个巨人的步伐，无法阻挡地向前。

看着天安门升起的五星红旗，我想到的是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其中也有我的父亲吕惠生，我对红旗有着无比深厚的感情。就这样，我热血沸腾、眼含热泪、埋头书写，经过一个星期的日夜拼搏，写就了管弦乐序曲《红旗颂》。我把我真实的体验，以及对祖国、对人民的深情，全都融进了音符。1965年5月，在“上海之春”开幕式上，《红旗颂》由上海交响乐团、上海电影乐团、上海管弦乐团联合首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50多年来，我对这首短短的乐曲进行了反复修改，如今终于定稿了。这是我献给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礼物，祝愿我的祖国繁荣富强。

（摘编自2019年2月6日《解放日报》吕其明口述吴桐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