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老年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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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着老爹奔“两院”

一、养老院

腊月过半，武汉疫情消息紧猛起来，但上海仍充满节前气氛。我家节前突出的大事，就是保姆小吴要回安徽去探亲，大家都在讨论，她一走，照护我岳父的事情怎么弄。

我建议去养老院过渡一下。可太太说，老爹不肯去的。我说，我们陪他一起住呢？你试试。太太就去做工作。没想到，老爹竟点了头。于是，就开始选择养老院。我提了闵行的快乐家园。太太劈头就问，清爽哇？我说，你实地去看看。于是就去看看。

看后，有洁癖的她不响。花园小区，中西合璧；一百多平方米的两室一厅，一尘不染；阳光铺在大床上，被子白得耀眼。那客厅尤其干净，还宽敞，中有长桌，可坐十数人。太太禁不住说，年初三秦秦唐敏她们来，正好在这请客；饭后聊天，推老爹出去荡荡，不要忒开心。

听口气，卫生检查通过了，于是就去订房、订年夜饭、看年初三的菜单。一切舒齐，回去接老爹。踏出门，暖冬的阳光合扑上来，脚下不由得一软。太太手搭凉棚说，秦秦她们来此地吃饭兜花园，不要笑煞。

那天上午，前脚送走小吴，后脚就进养老院，无缝衔接，暗自得意。谁知才两天，武汉疫情就突然恶化，把养老院也弄得紧张起来。隔日清晨我们去吃早餐，出门就有小姑娘蹲守，戴了口罩，还捏一把塑料枪。老爹问，你们什么意思。小姑娘说，爷爷，要量下你的体温。老爹一笑，说，量吧量吧，方便的话，把血压也一道量了。

我们住一号楼，餐厅在九号楼，有一箭路。推着轮椅，顺便向老爹宣讲防疫形势。老爹问，莫不是非典又来了？太太说，这回来势怕更凶。老爹说，上回吃穿山甲，这回吃蝙蝠，人在作死啊。轮椅推进九号楼，又有小姑娘要量体温。老爹说，刚量过，要发烧也不会这么快。小姑娘说，不搭界的爷爷，凡是进来人都要量。说罢，对准老爹就扣扳机。太太问，爷爷现在几度？小姑娘看看枪，说，三十三度。我说，不会吧？体温这么低，人就不灵了。一位小伙子忙过来解释：他们是推轮椅来的，一路冷风，脑门还凉着呢。众人都笑。

武汉封城不久，养老院也封了门。形势越来越严峻：订好的年夜饭取消了，年初三请客菜单也撤了，连餐厅也关了。老爹喜欢热闹惯的，眼前这副“忽喇喇似大厦倾”的样子，令他十分茫然。偏偏除夕夜，秦秦来电说女儿发高烧，一家人急得团团转；唐敏也来电，说年初三不来了。养老院早已安排好祈年撞钟，师父到齐，可瘟病一发，什么都黄了。老爹眉头紧皱，连说无趣，要回家。我劝道，现在这疫情，全市防控一级响应，哪里有养老院安全？老爹不吱声。接着几天，他常独坐打瞌睡，胃纳也差了许多；遇着一重重测体温的小姑娘，呆呆的，话也不愿说。

我对太太说，这样下去，老爹会不会抑郁了？太太说，要不刺激他一下，让他高兴高兴？当夜，我们备了红包，厚厚的，饭前突然拿出来，想给老爹一个惊喜。但老爹拿着红包，并无兴奋表示。太太说，老爹你好好的，我们定了政策，压岁钱上不封顶，每年递增一千元，你活一百岁，我们递增到一百岁。老爹不吱声，黯淡的目光落在电视屏幕上，那里正播着一队军医奔向飞机……

快乐家园是一座花园，老爹可以天天赏花看草、闻香观鱼。可那些天，他一直阴沉着脸，不让我们推车观景。进餐时分，屏幕上播着新闻，来自武汉的那些揪心数字，一直在他眼前晃来晃去。他常对着屏幕自言自语，不知说些什么。只有一次我隐约听见，他吐出一个词——“外滩”。

莫非这老上海，在想念几十里外的外滩？

餐厅条件不错，只是饭硬，不合老爹胃口，他就愈盼小吴早点回来。小吴文化程度不高，但诚实守信，说好哪天回来，前一日就来电话，说明天乘高铁到虹桥。老爹一听，迫不及待要回家。我们说，眼下非常时期，小吴到家还得隔离。老爹听了突然无话，看着我们，两眼红红的。

为了给老爹买米煮软饭，也给小吴隔离储备吃的，我们决定冒险去一次“开市客”。这家超市离养老院很近，我们在开门前就赶到那里。谁知店堂早就人山人海。我们抢了一车货匆匆逃离，又赶去车站接小吴。小吴出站，太太打个招呼就提起酒精喷雾器，对她来了个全身消毒，接着又对旅行箱手提袋消杀一番，上车前又让小吴提起脚，对着鞋底狠狠喷了两下子，边喷边说，明天晴天，里里外外都洗了！小吴嗯嗯着，格格地笑。

回到养老院，老爹听我们汇报，又吃到了软饭，脸上浮起笑意，难得这样开心。

可开心没多久，一个更坏的消息传来：邻居有老人被确诊为新冠肺炎，小区被强制封锁。

坚守得这么苦，最后还是沦陷了！邻居们都愤怒起来。他们得知，被确诊的病人来自武汉，节前到的上海，家人至今还在小区进进出出……他们忍无可忍，日夜发文呼吁，要求采取紧急措施。

终于有一天，几辆救护车开进小区；疾控人员对全楼进行消杀；热闹的五口之家，顿时变成空房；入夜，窗口一片漆黑……

我们不敢告诉老爹，怕吓着他，因为有人说，这次瘟疫专门 “收老人”，上海第一例死者，就跟老爹同一高龄。再说，他听了一定还会担忧：小吴的隔离期要延长，而他自己，归家日子也会变得遥遥无期……

二、医院

还好，小吴顺利度过隔离期，老爹也终于安然回家。

但我们的心始终吊着：在这场疫情中中招的老年患者，几乎都复制着老爹的病历：高血压、心血管病、肾衰……我们天天祈祷，望老爹平安度过疫期。老爹却大大咧咧的，常嘲笑我们“怕死”，还摘下口罩说：“怕什么，我就不信瘟病这么厉害！”

那天一早，电话铃急遽响起。是小吴来电，我和太太顿时紧张起来。

小吴带着哭音说：“爷爷不会说话了……”

我和太太相视一眼，同声说：“脑梗？”

抓住抢救黄金时刻，我俩叫了救护车，载着老爹直奔某大医院急诊。医生诊断确是脑梗，飞快开着处方，说：“马上输液，要接连输几天！”

这么说，我们要在医院里待上几天！我和太太面面相觑。

说是上海三甲大医院，但各地患者云集，急诊部乱得跟避难所没什么两样：本不宽敞的走廊，两侧排满了病榻，行军床、简易床、手推铺，还有直接睡地上的……灯光昏暗，空气难闻，睡着的披头散发，陪着的目光迷离；触目所见，脸盆、碗筷、尿壶、蛇皮袋……地上凌乱一片。

瘟疫正凶，如果说小区门口是“如临大敌”，那急诊部里就是“短兵相接”，而输液室内更是“刀光剑影”。这里，无疑是风险最高的地方。那些正输液的患者，或神情呆滞、面有菜色，或喘息不止、咳嗽连连，或大呼小叫、日夜呻吟……每一张脸，你看了都会浮想联翩。呼吸着这片浑浊的空气，你无法不怀疑：那诡异的病毒，就在你身边跳舞……

混乱、嘈杂、闷热。推着失语的老爹，我们坐到输液架下。我用手机拍下实况，传给一位亲友。对方着急地说，现在上街都有风险，你们怎么还能待在这种地方？

太太一向洁癖。疫发以来，她抱着有碗饭吃就不上街的决心，坚持宅在家里；偶尔来个快递，她都要戴着手套接，还要喷酒精反复消毒。此刻接到亲友微信，她却平静得出奇，说，人家能待，我们怎么不能待。

这一待，就是几个星期。

在这几个星期里，我们认识了很多人。

一位嘉定老哥，患了癌症，病得不轻。医生们常来会诊的，就他一个。他让我见了最扎心的一件事，就是每天要在老妻搀扶下，提着一大袋浑浊的液体去厕所。有一次，我在男厕外见他俩犹疑，就说：“是小便吧？我帮你们倒掉。”患者老妻说“是小便倒好了，不是的，是他的腹水！”我心头一沉，说：“腹水这么严重，怎么不住院呢？”老妻说：“医生说非常时期，病房关了。”因为吊着腹水袋，他们每天都叫出租车来输液，有时叫不到，只能打黑车，光车费就几百元。疫期医院许多设施停用，医生要老哥自己去别的医院做肠镜胃镜检查。老妻含泪说：“他拖着一大袋腹水，叫我怎么弄啊？！”

急诊部门口的防疫检查，一天比一天紧。病人急诊，比出国通关还严：必须出示身份证、就诊卡，必须量体温、填表格，扫二维码，还必须在手机上填详细信息，提供通信公司记录的行踪……来急诊部寻医的，哪个不急？尤其是那些岁数大的、写不了字的、身边没手机的，面对这些繁琐手续，就会乱冒火、跳脚骂娘。

在门口登记的，是一群护士。其中有位戴眼镜的小个子，每天都被排在第一道岗。她瘦小，声音也细小，遇到那些情绪激动的，她总说“阿姨不急”“爷叔冷静一下”。这话她每天不知要说多少遍。她跟他们介绍程序，还手把手教他们划手机。不过有时对方实在无礼，她也会瞪着眼睛跟他们吵。那些男人，高一码大一码，吼叫起来的风暴，足以把她像棵小树那样连根拔起。这头道岗位，把她顶在杠头上，不知让她受了多少委屈。那天，急诊特别多，门口争吵声一刻未停。中午我上开水间，突然发现一个瘦小的背影倚在角落里，肩膀一抽一抽的，正是她，暗暗啜泣……

但翌晨我们去输液，在门口又遇见这小个子护士。她还是守着头道岗，用孙女般的口吻对老爹说：“爷爷请您脱下帽子，让我量量您体温。”说话时，她镜片后那双眼睛，依然那么明亮。前些天，因为手续繁琐，老爹不胜其烦，几次说要放弃治疗，而此刻，却听话地除下了呢帽……

现在很多人都在说“代价”。其实，疫情风卷大地，所有人都为此付出了代价。若放在平时，嘉定老哥早就住进病房，他的腹水问题也可能早已解决；要是没有疫情，小个子护士会平静地坐在护士站里，既不会受那么多委屈，也不会哑了嗓子、落那么多眼泪。就连我们也是，如果太太平平过年，老爹也许根本就不会发病，或是发了病，也可以安享更多优质治疗；而我和我的洁癖太太，也不用大晴天穿雨衣守在输液室里，连着那么多天担惊受怕。

平心而言，老爹并未直接受害于新冠病毒，但至今未定的疫中惊魂，使我们与万千被病毒击倒的同胞，在心灵上走得更近。眨眼间，我们也老了，这些天，推着更老的老爹去医院，行走在我们深爱的、宁静得陌生的上海街头，凄风苦雨扑面而来，几次止不住心酸流泪。直到此篇行文结束，上海依然处在毫不松懈的防控之中；而耳边，已传来世卫组织决定提高全球防控级别的警报声。大疫当头没错，可我们无法不向往未来的大好春光。你看，我家窗外的三棵紫玉兰，花苞已悄悄鼓起来了。

老爹，你好好的，待防控警报解除，我们推你去看外滩。

2020年2月底

（摘自2020年3月10日《文汇报》作者彭瑞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