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老年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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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老吗

人一点点老了，头发白了，皱纹多了，容颜衰了，体力弱了，这都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可老年人应该如何生活，善待余生，确实各有各的想法和态度。近来忆起曾经接触过的三位耄耋文化老人，他们以各自的精神风貌，在人生的晚晴时间生活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让我颇多感慨。

一位是贾植芳先生。以前参加过一个文化研究会，贾老生前担任过会长，有幸愧列副会长之一的我便因此与他有过多次接触。贾老当时年逾古稀，除了著书立说笔耕不辍，很少参加社会活动。然而每次碰面，他都谈笑风生，那浓重的山西口音感染着在场所有人。都知道贾老一生受过许多苦难，但他说起这些经历风轻云淡，有时竟是玩笑口吻，真让人疑惑他那弱小的身躯里何来那么大的力量。每次见面，贾老总要旧话重提，和我说起与我所在编辑部一位老同志成为狱友的故事。言语间举重若轻，眼镜片后面闪着睿智的目光。每每说及这些，任敏先生，那位伴着贾先生走过漫漫风雨人生路的老伴，总是默默地、笑吟吟地坐在一边。

贾老一生刚正不阿，追求“要把人字写端正”。胡风出事后，公安找到他，问及他与胡风的关系时，他回答：胡风是我好朋友，我困难时，他帮助过我。贾老这一回答，让我一直敬重他磊落的人格。有一次，我追问他当年说此言时内心的想法，他笑着说：“不是提倡说老实话吗？”幽默的一句话令在场者开怀，其坦荡胸襟让我难以忘怀。
　　另一位是导演谢晋。曾不止一次读叙述谢晋父子情深的散文《门孔》，每一次都泪湿眼眶，一个艺术家的凡人情怀跃然纸上。我在二十多年前对谢导有过一次采访，那是在舟山为拍摄《鸦片战争》而修建的“威里斯里”战舰上，我问他，为何年逾古稀还要集资拍如此大片？

也许是有点耳背，谢晋讲话声如洪钟，亦极富激情，说到动情处手舞足蹈。谢导为我们详解他的“香港情结”：他出生在浙江上虞一个书香门第，其祖父目睹腐败清政府丧权辱国的行径，毅然投身反清行列，与革命党人秋瑾、徐锡麟均为好友。少年时谢晋在香港读中学，对殖民统治深有感受。他介绍，有一年他率电影代表团首访台湾，途经香港转机时，机场海关人员称呼外国人前面都冠以先生、小姐，偏偏对国人直呼其名，谢晋当场上前与之理论并提出抗议，后来在台湾接受百余记者采访时披露了这段经历。当谢导一行回程再经香港时，海关人员已转换了态度。谢导一直心存夙愿，要用电影回顾中华民族历史上悲哀又悲壮的一幕。他说：“我不能错失历史的机遇。”看着他以古稀之龄，吃尽千辛万苦，奔理想前行，不由不感动——正是这样的老人，大义大爱集于一身，对恶之力傲骨铮铮，对钟爱的事业热情似火，对病残的骨肉则柔情似水……

还有一位是钱谷融先生。在我任职文学期刊时，曾开设“名家谈通俗文学”专栏，约钱老赐稿。原以为钱老是名教授名作家，约稿一定有难度，没想到他一听说我们的设想，竟爽快地一口应允，很快完稿并与我们约定取稿时间。稿子来了以后，钱老还给我打电话说“一家之言，欢迎批评”，谦卑和大度的长者风范令人感动，也是时下很多所谓“大V”身上再也遁隐不见的品格。记得约得的钱老文章标题是《把握小说的消闲功能》，在一些人强调文学的思想功能和教育功能时，钱老以独特见地提出自己的小说理念，不避“消闲”二字，分析有理有据，到位入心。对这位多年前鲜明地提出“文学是人学”观点，虽屡遭批判而不悔的老前辈，我只有肃然起敬。

此后，每当我与钱老见面，感谢他拨冗参加文学活动时，他都用温暖柔软的手握住我的手，风趣地说“闲着没事，出来见见老朋友，嘎嘎山胡”。他那招牌式的慈祥微笑，让你觉得老教授的心境一派清纯优雅。

老可以老得豁达，老可以老得有趣，老可以老得优雅。在逐渐老去的路上，我们何不以三位长者为楷模呢？

（摘自2018年4月22日《解放日报》作者吴永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