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老年基金会

首页 > 敬老风采 > 银龄园地

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就养老服务业发展提出有益思考——释放养老消费潜力必先增强老年人群支付能力

支付端牵引着养老服务市场的供给链条。唯有确保老年人群的支付能力得到提高，全面开放养老服务市场的决心才有意义，才可能唤起市场主体“多渠道增加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把养老服务放到“持续释放内需潜力，推动消费稳定增长”任务项下，传递出“支持社会力量增加非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强劲信号。从养老服务业角度看，这是前所未有的变化。

事实上，近期国家已经多次释放鼓励“养老消费”的信号，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把“健康养老家政消费”列入亟待提振的七大类消费领域之一；2019年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发布《加大力度推动社会领域公共服务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行动方案》，其中包括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的安排。

关注2.5亿老龄人口养老需求的代表、委员，就中国养老服务业发展提出了不少有益思考，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声音认为，优质养老产品和养老服务供给要以支付体系建设为前提，只有增强老年人群的支付能力，才能持续释放内需潜力。

30张床位，“压床”半年以上的有8张

全国政协委员徐凤芹曾为那些“压床老人”伤透脑筋。她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老年医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副院长，先后在重症监护病房和老年二科任职，“我刚转到老年二科时，发现科室的医护人员跟病人都特别熟悉。重症监护病房的病人最多住院20天，但在老年二科，住两年以上的人都有。”

徐凤芹对科室内30张床位作了盘查，发现有8位老人“压床”超过半年——他们的病情都已稳定，没有留院的必要，“医院的功能是救助急危重症患者，病情稳定的应该出院康复，把床位让给最急需的人。”

徐凤芹试图劝说病人和家属退房，“劝一个人，能有四五名本院职工出来替他说情，让他再住一段时间。”她为此道理说尽、承诺连连，“我保证，如果你再次发病、需要住院，一定给你开绿灯。”

几个月的“腾床”经历让她意识到，老年人离开医院之后无处可去，更确切地说，是没有符合报销条件的地方可供转移，“接收失能半失能老人并且还能报销护理费用的地方太少，康复医院、护理院资源稀缺，养老院绝大多数没法报销。”

不止徐凤芹有这些烦恼，老年住院病患多的医院科室几乎都要面对“把医院当养老院住”的“钉子户病人”。徐凤芹说，对于有长期护理需求的失能半失能老人来说，护理服务不是小开销。在这个最需要“医”“养”衔接的环节，支付体系的缺位让医疗机构和老年家庭承受了过重的负担。

政府工作报告直击要害地回应了社会关切：“改革完善医养结合政策，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长期护理保险正是为了解决人们的长期照护需求而确立的资金保障制度，上海、青岛等多个城市正开展该项试点。

养老金第一支柱独大，商业养老险发展不足

养老资金从哪里来，这是“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政府工作报告明确，2019年继续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这意味着自2005年起中国养老金实现了“十五连涨”。

“养老金的三大支柱，第一支柱是基本养老金，第二支柱是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第三支柱是个人储蓄型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现在第一支柱独大，占比超80%。”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周燕芳说，政府工作报告谈到了基本养老金储备面临的矛盾——既要减轻企业缴费负担，又要保障职工社保待遇不变、养老金合理增长并按时足额发放，同时2019年还将下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这种情况下，尤其应该发挥第二、第三支柱的补充功能。”

“第二支柱的参与者主要是国有企业和政府事业单位，到2018年底总数约8万家，占全国企业法人单位比例不超过1%。第二支柱在操作中难以突破覆盖面小、参保人数少的困境。提升我国养老金保障能力的最大空间在于发展第三支柱，社会力量大有用武之地。”她认为，国家有必要对三大支柱的构成作更明确的规划，合理划分三者比例，并鼓励个人商业养老保险发展。

广受关注的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试点在上海、福建、厦门和苏州工业园区开展已近一年，周燕芳坦言其试点效果低于预期。到2018年底，个税养老保险累计实现保费约7000万元，承保件数约4万件。

所谓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是指投保人在税前列支保费，到领取保险金时再缴纳税款，按规定，届时其中25%部分免税、75%部分按10%比例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也就是说，个人领取税延养老保险金时的实际缴纳税率为7.5%，这个优惠只对当期个人所得税适用税率20%以上的人群有意义，这类人群对应的实际应发工资要在2万元左右。”周燕芳建议调整政策，“将领取期75%部分的领取金额适用税率从10%调整为3%，对于重疾、身故或全残的情况直接免缴个人所得税；同时，将每月扣除标准从1000元提高至5000元。”

打破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的隐形门槛

支付端牵引着养老服务市场的供给链条。唯有确保老年人群的支付能力得到提高，全面开放养老服务市场的决心才有意义，才可能唤起市场主体“多渠道增加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中国老龄人群如此庞大，“银发经济”的“起飞”已被市场观望呼唤多年。但是，不少前期“入场”的市场主体都经历了外界所不能理解的挫折，其中尤以民营资本最为典型。

全国政协委员、月星集团董事局主席丁佐宏以开办养老机构为例谈道，“除了政策不配套、扶持力度不够等问题，养老机构开办难的根源在于民营机构与公办机构没有获得一视同仁的对待，这会挫伤社会资本进入的积极性。”

因此，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加快破除民间资本进入堵点”的表态，得到市场主体的高度认同。报告强调“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的决心，同样适用于养老服务领域——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报告2019年第一次采用“竞争中性原则”一词，强调平等对待各类所有制企业，“在要素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行、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对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对待。”

这些改变将如何影响中国老人的晚年生活，值得拭目以待。

（摘编自2019年3月10日《文汇报》文汇报北京3月9日专电特派记者钱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