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1898～1976）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他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威望。周恩来同志的卓著功勋、崇高品德、光辉人格，深深铭记在全国各族人民心中。他对父亲的至孝亲情，也令人感动。

（一）

周恩来的亲生父亲周贻能，在周家同辈兄弟中大排行七。他于清同治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1874年7月11日）生于江苏淮安府山阳县驸马巷周家。他为人忠厚，虽多年学习而未果。家中自父亲云门公去世后，经济上便每况愈下。出于生计，他只能去给人家当幕僚，当家庭塾师或者做做文书、收发之类。据现有的资料记载，周贻能谋差做事的地点有安徽、河北、江苏和东北的许多地方。在周贻能为生活奔忙之际，妻子万氏不幸于1907年夏天病故，时年仅31岁。当时周贻能由于薪金微薄和所谋差事都没能固定，以至穷得无法养家活口，使得十岁的周恩来不得不过早地承担起照顾两个弟弟和操持家务的重担。1910年，周恩来离开老家淮安去东北，是“从伯父召，趋辽东”。直到1918年，周贻能到京兆尹公署任收发，却又因他不善逢迎和无较硬的后台，得不到上司的满意，工作不久就遭辞退。

1918年暑期，留学日本的周恩来回国度假，到北京后与父亲有一次短暂的团聚。这年8月27日，周恩来在其父亲被辞退南去时，含泪记下了他“最是伤心”的一篇日记：“今早，生父以四点钟行，往南京去。‘昨事伤心方未已，今朝又复别严亲’。此情此景，不知若何难受，又复远吾爱友，伤心之极，不复再有言矣！”

打那以后，周恩来一直都在想着父亲，竟然两个月未记一篇日记。两个月后，他才提笔写道：“此心之伤，实历两月，每当月夕风晨，雨窗花前，吾心之念念吾家，想吾惠弟，尤难受也！”

1937年下半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首席代表参与国共和谈，不久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成立，生活无着落的周贻能和邓颖超的妈妈杨振德，被先后接到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1938年10月从武汉撤离时，周贻能和杨振德由朱端绶姐妹带领护送，从武汉撤往长沙、湘乡，再辗转衡阳、独山、桂林和贵阳。1940年9月，周恩来派袁超俊赴贵阳市郊青岩镇乡间将二位老人接到重庆红岩奉养。

奉养，这是中国传统孝文化中的一个基本内容。中国传统孝道的物质基础就是要从生活上供养父母，即赡养父母，“生则养”，这是孝敬父母的最低纲领。古人提倡在物质生活上要首先保障父母，如果有肉，要首先让老年人吃。这一点非常重要，孝道强调老年父母在物质生活上的优先性。在这方面，周恩来和邓颖超可以说做得很好。

（二）

到重庆红岩后，周恩来父亲周贻能因年事已高，只能做些看管仓库、扫扫院子的小事。但他待人宽厚，与所有工作人员和睦相处，亲如家人。他还有一个生活特点，喜欢喝点酒，忙碌之余的周恩来有时也能和老爷子对饮几盅，但这样的次数不多，更多的是老爷子一个人喝。但周恩来总叮咛他不要喝多。有一次老爷子喝过了点量，走路要人搀扶，被周恩来看见了，他就很客气地说了几句。大意是，我们这里人少，大家都很忙，你喝多了，既伤了自己身体，还要别人照应，多不好。老爷子当然知道自己不该多饮酒，没有说一句话。周恩来说了几句，也就忙他的事去了。

这里要说一下中国孝道文化中一个很重要的“谏诤”。《孝经》“谏诤章”中指出：“父有争子，则身不陷於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於父。”也就是说，在父母有不义的时候，不仅不能顺从，而应谏诤父母，使其改正不义，这样可以防止父母陷於不义。由此可见，周恩来在这方面做得很好。

（三）

1942年6月底，周恩来因小肠疝气发炎在重庆歌乐山龙洞湾中央医院动手术。周贻能老先生因多年奔波，身体不支。7月9日，68岁的周贻能病情恶化，高烧不退，不到一天，即于1942年7月10日夜间在红岩离开了人世。因为周恩来手术后时间不久，身体较弱，大家又都知道他极重感情，向来孝敬父亲，如果让他知道了刺激太大，不利于他病后身体的恢复。这时，临时主持南方局工作的董必武就和邓颖超、吴克坚、钱之光、童小鹏等开会商量，大家一致的意见是，暂不告诉他父亲去世的消息，待他出院后再让他知道。于是就将老先生灵柩暂停在红岩防空洞内，同时决定派童小鹏和吴克坚到医院去看他，主动安慰他，好让他尽快恢复健康，如果他问起父亲时，就回答“病有好转，请放心，不要多说话。”

周恩来住院后，无时不在关心着自己的老父亲。7月6日，周恩来在医院致信邓颖超说：“……再过两三天出院，必须是下星期三了。所以我请你和爹爹商量一下，如果他愿意二十八号本天请人吃面，那就不必等我回来，免得他老人家不高兴。如果他希望我在家补做，那就等我回来。不过据我所知，他的思想是很迷信的，过生日总愿当天过，儿子不在跟前倒是次要问题呢。因此，希望你还是将就他一点罢！”

周恩来这里说的“二十八号”，是指农历壬午年的五月二十八日，亦即1942年的7月11日。这天是周贻能的68周岁生日，按淮安习俗，周贻能就算是69岁（虚岁），而且那时的淮安老人一直是生日做九不做十的。也就是说，这天可以看作是周贻能的70整岁的生日。凑巧的是，这一天和周贻能出生的那一天在公历、农历的日期上都是完全相同的。这是一般人生中很少见到的事。所以对父亲至孝至爱的周恩来在病中也没有忘记父亲的这个重要生日。

7月10日，周恩来才知道父亲生病，便致信邓颖超说：“爹爹的症状，除疟疾外，还宜注意他的年事已高，体力虽好，但他过分喜欢饮酒，难免没有内亏。所以主治的办法，必须先清内火，消积食，安睡眠。东西愈少吃愈好，吃的东西必须注意消化与营养，如牛乳、豆浆、米汤、饼干之类，挂面万不可吃。假使热再不退，大便又不通，则宜进行清胃灌肠，勿专当疟疾医。”可以说，周恩来对自己的父亲是了解备至也关怀备至，考虑得更是无微不至。

这里，又要说到中华孝道文化中的“侍疾”。老年人年老体弱，容易得病，因此，中国传统孝道把“侍疾”作为重要内容。侍疾就是如果老年父母生病，要及时诊治，精心照料，多给父母生活和精神上的关怀。在这方面，周恩来也做到了。

（四）

由于董必武等南方局领导一致决定不把周老先生去世的消息告诉周恩来。延至7月12日，周恩来还全然不知。这天上午，他还给邓颖超写信说：“闻爹爹病渐愈，甚放心，并谢谢你的偏劳！”这时，悬在他病房的花瓶忽然坠地摔碎，信奉唯物主义的周恩来没有往坏处想，而是高兴地写了两句诗：“我病已痊人去也，花枯瓶碎好回家。”但是，就在他写信的那天下午，《新华日报》的雇用报童在向他送报时，因为年纪小不懂事，漏嘴说出了“仓库老太爷因打摆子死了，现在正忙后事”的话。这使周恩来惊觉起来，他估计是父亲出事而同志们故意瞒着他，所以决定第二天自主出院。

7月13日，周恩来不顾病休尚未痊愈提前出院回到红岩办事处，问及老父，邓颖超见已无法隐瞒，只好据实相告。这时，周恩来才得知父亲已去世三日。他当即悲痛欲绝，恸哭不止，并严厉责怪邓颖超：“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这么大的事，你为什么也瞒我？”邓颖超只好流着眼泪向他认错。后来还是董必武出面向周恩来解释：“这是为了你的身体健康，也是组织上决定的。”周恩来才不好再多说什么。但却不顾自己病体初愈，为父亲守灵整夜，直至拂晓。

然后，周恩来又向延安的毛泽东发了份电报：“归后始知我父已病故，悲痛之极，抱恨终天，当于次日安葬。”毛泽东随即发来唁电：“尊翁逝世，政治局同仁均深切哀悼，尚望节哀。重病新愈，望多休息……”

7月14日，周恩来、邓颖超等在红岩为老人举行了简朴的悼念仪式后，将周贻能老先生的灵柩安葬于重庆小龙坎复元寺后面八路军办事处的公墓上，墓前立有一块不太大的石碑。这块墓地是红岩女主人饶国模太太赠送给重庆“八办”的专用坟地。

7月15日，重庆《新华日报》刊登了周恩来、邓颖超联名为父亲周贻能去世发布的讣告。这大概是我们党的领导人中唯一的一次为父母亲去世而登报发讣告，全文如下：

讣告

显考懋臣公讳劭纲府君，痛于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七月十日骤因数日微恙突患心脏衰弱、脾胃涨大急症，经医治无效，延至当晚十一时逝世，享年六十九岁。男恩来适因病割治于中央医院，仅闻先父患症，比于昨（十三）日遄归，方知已弃养三日，悲痛之极，抱恨终天。媳颖超随侍在侧，亲视含殓，兹业于今（十四）日清晨安葬于陪都小龙坎之阳，哀此讣告。至一切奠礼赙仪概不敢受。伏乞

矜鉴

男　周恩来

媳　邓颖超　泣启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七月十四日于重庆

讣告发出后，重庆的周恩来同仁好友等都向周恩来表达或转达了悼慰之情。蒋介石也委托张治中将军，代表他到红岩向周恩来表示了他的哀悼。

建国后，周恩来从我们国家人多地少的实际情况出发，带头平掉祖坟，以还农田。1965年的旧历除夕，他派侄儿周尔萃回淮安平掉了淮安东门外、包括他两个母亲在内的周家7座祖坟：棺木就地下沉，坟地交生产队耕种。在此前的1958年11月24日，周恩来就已派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去重庆，于28日将当年的红岩墓地平掉还耕：将周贻能、杨振德等人的14口棺木起出火化，骨灰装入罐中埋进原墓旁挖的一个深坑中，不留痕迹，只在此处栽了五棵桉树，立了一块刻有14位去世者名字的小碑，并将那块坟地全部交给沙坪坝公园使用。

说到这儿，又要说一下中华孝道文化中的“善终”。《孝经》指出：“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中国古人的孝道把送葬看得很重，在丧礼时要尽各种礼仪。显然，周恩来不但做到了，而且带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孝经》语）。

（摘自中国红色旅游网  作者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