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耳在拉琴

藤泽市的聂耳纪念广场碑

聂耳（左）初到日本与张天虚等人的合影，蹲坐者为渡部女士

    一

聂耳只活了34个春秋，比英年早逝的莫扎特还早逝23年，比彗星一现的舒伯特还小8岁，天妒英才，韶华不为少年留。但是呢，如果让他在音乐和长寿中抉择，我想，他宁要这生如夏花之绚烂的短暂音乐年华，也不要平庸的长寿。

聂耳23岁孟春的仰天一啸，谱成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

这是一奇。

聂耳将生命的句号，也是惊叹号，放在了大海，异域的海，弁才天女神（音乐艺术之神）守护的海，直通太平洋、黄海、东海、南海的海，波拥波浪撵浪地拍打着生他养他的那片热土的海——年华不与水俱逝，纵死犹闻鱼龙吟。

这是二奇。

1954年，在聂耳溺水身亡的神奈川县藤泽市，在有了那样一场侵略与反侵略激烈交锋的“二战”之后，在法理上还属于敌国的日本市民，却出于敬仰，付诸博爱，突破意识形态的壁垒，为聂耳在湘南海岸竖起一座凛凛的丰碑。

这是三奇。

二

2018年春天，我们一行三人来到聂耳的殒命之地——藤泽市的湘南海岸。

是齐藤孝治先生的大著把我引来的。

事情可以追溯到1997年5月，在云南省玉溪市的聂耳老家，我与齐藤先生不期而遇。

齐藤先生正在写聂耳传，为搜罗素材，他和我同步跨进聂氏祖上的一所旧宅。

一个日本人，主动为我国的音乐家聂耳作传，主动为“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作文学领域的正声，这件事，令我怦然心动。

叩问之下，原来，齐藤先生1936年生于中国长春，日本战败前夕返归母国，1955年进入早稻田大学历史专业。是年岁尾，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率团访日，在早稻田大学演讲《日中文化交流》。齐藤先生因为从小出入中文，攻读的又是历史，遂兴起关注郭氏早期旅日年间的作品之念，他向主讲中国文学的实藤惠秀教授讨教，后者给了他一册《聂耳纪念集》，内中收有郭氏当年的诗作《悼聂耳》。诗云：

雪莱昔溺死于南欧，聂耳今溺死于东岛；同一是民众的天才，让我辈在天涯同悼！大众都爱你的新声，大众正赖你去唤醒；问海神你如何不淑，为我辈夺去了斯人！聂耳啊，我们的乐手，你永在大众中高奏；我们在战取着明天，作为你音乐的报酬！

实藤教授还给了齐藤一帧相片，为聂耳初到东京之际拍摄。画面中，四男一女，男士皆中国人，倚栏伫立于后，女士乃日本人，屈膝蹲于众前。右下角以毛笔斜书：“一九三五、四、二八东京 隅田公园”。边框外用中文标明：“聂耳（左）在日本与张鹤（天虚）等人的合影”。

就是这帧相片，让齐藤先生把“聂耳传”一梦数十年。

三

1999年7月17日，值聂耳逝世64周年，齐藤先生的大作《聂耳——闪光的生涯》在日本隆重推出，后援团体为“聂耳刊行会”。

稍后，我收到齐藤先生的赠书。

齐藤先生的聂耳传，就是以那帧日久泛黄的相片破题。他是在得到相片41年后，即1996年1月，才历经曲折，终于找到合影中唯一的日本女士渡部玳（音译）。

渡部女士是聂耳房东尾原先生的妻妹，小学老师，当时负责教聂耳的日语。

二战末期，聂耳在东京暂居的那栋三层小楼毁于美军地毯式的轰炸，片瓦寸木无存。房东尾原先生夫妇在大轰炸前就搬回福岛县老家，且早已故去。渡部女士呢，在聂耳日记中被称作“渡边妙子”，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反正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纵然警察厅出面恐怕也帮不上多少忙。但齐藤先生就有那份执拗，那份耐心，简直像从大海捞针一样，围绕着尾原家族的直系、旁系亲属，亡故的和健在的，层层挖掘，步步跟进，硬是从茫茫人海中，把高龄八十有四的渡部女士“捞”了出来。不是奇缘，胜似奇缘。

渡部女士告知：聂耳想在短期内掌握日语，我发现他的确有非凡的语言天赋，入耳不忘，一听就会。学了不久，我就给他朗读夏目漱石的作品，他也经常给我拉小提琴。

旁证：聂耳原定留日一年，并将它分成四个阶段的“三月计划”，第一阶段是闯过日语口语难关。据齐藤先生访录，仅仅一个月后，聂耳与照明师大坪重贵相识.后者回忆初次见面，对他说：你想知道聂耳当时的日语表达能力？我告诉你，他讲得很流利。

又据吴宝璋的《人民音乐家——聂耳》一书披露：6月，某次中国留学生聚会，聂耳出席演讲。因为有日本人士参加，所以配备了日语翻译。然而，聂耳说到一处，翻译竟卡壳，翻不出来，倒是来东京仅仅两个月的聂耳，主动把它译成日语，听众无不拊掌称奇。

难怪中日两国的朋友都喜欢叫他“耳朵先生”，一是，他姓聂名耳，按繁体汉字，是四只耳，二是，他对音调和语言有超乎常人的特殊敏感。

音乐天才就是音乐天才。

聂耳日记显示，聂耳和渡部玳，两位异国青年男女，在接触中渐渐萌发了微妙的情愫。

是以，渡部女士不无感伤地说：“我们应该极为珍视这种转瞬即逝的旷古友情，可惜，现在说什么也来不及了……”

那帧相片是翻拍的。齐藤先生后来到了昆明，在聂耳三哥聂叙伦家里发现了原版，确认合影上的毛笔字，是渡部女士的手迹。

齐藤先生写道：“我着实为人与人之间这种奇妙的缘分而感到不可思议。”

四

相片上的另外三位男士，分别是聂耳的云南同乡张天虚、杨式谷，以及同是借宿在尾原家的台湾青年郭君。

齐藤先生由那帧相片，以及聂耳的日记、日本媒体的零星报道，顺藤摸瓜，一路往前搜索追踪。譬如，当时的留日文化人陶也先、吴天、刘汝礼、杜宣、郑振铎、林林、雷石榆、吴琼英、张建冬、李仲平；譬如，由陶也先介绍结识的舞台照明师、后来一道去湘南海滨度假的朝鲜青年李相南，以及度假地的房东、李相南的好友滨田实弘与其家人，还有聂耳逝世后率先在《朝日新闻》撰文悼念的戏剧家秋田雨雀，等等。

尔后，线路延伸到中国境内，这就瓜熟蒂落，瓜瓞绵绵，素材越来越翔实丰富。

齐藤先生先后8次访华，都是由聂耳的侄女聂丽华、聂蕙华陪同。

因为从早稻田大学毕业，进入媒体，具历史与新闻这两方面的功底，齐藤先生采访中特别注重细节。譬如，1935年4月15日，聂耳从上海公平路汇山码头登上日本邮船“长崎号”，郑君里、袁牧之、赵丹等友好赶去相送，齐藤先生写道：

“赵丹后来回忆：‘离别的那一天来到了，牧之、君里与我，还有其他几人一起去送行。我们看着聂子登上轮船，然后，船只缓缓拔锚离岸，连接船和岸边的五彩带顷刻被扯断。我举起望远镜，看到他在拭泪……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聂子动情流泪。’”

齐藤先生又写道：

“1961年5月，司徒慧敏率领中国电影代表团访日，赵丹随行。他无法忘怀挚友；加之两年前，在郑君里导演的影片《聂耳》中，他扮演的正是聂子。因此，访日期间，赵丹特意抽出空隙，请担任译员的影评家森川和代引路，驱车来到好友的归天之地。

“肃立在被海风天雨损毁的纪念碑前，赵丹满含热泪，百感交集。转而，他低首垂目，默默祷告，献上心香一炷。良久，良久，才重新启开眼帘。归途，他恍若魂留海岸，面色苍白，一声不响。赵丹‘文革’中系狱，引发癌症，卒至恶化，1980年10月10日不幸逝世。赵丹殁后，才传出，就在那次悼念归途，他做出决定：死后要将一半的骨灰葬在聂子碑旁，以陪挚友歌吟咏啸，魂魄相俦。

“遗憾，实在是遗憾！当时担任藤泽市市长的叶山峻透露：‘赵丹去世后，他的夫人（黄宗英）访日，向我提出了丈夫的遗愿。我很为难，因为那里属于县立湘南海岸公园，不是墓地，不能随便埋葬骨灰。因此，我不得不狠心地婉拒了赵夫人的请求。’”

又比如，最早把聂耳介绍给日本、尔后又为聂耳纪念碑撰文的戏剧家秋田雨雀，当年究竟有没有和聂耳见过面？许多人认为，肯定见过，板上钉钉，确凿无疑。大坪重贵还提供“聂耳跟秋田雨雀学习民谣”的佐证。齐藤先生查了秋田雨雀1935年的全部日记，确认：仅为神交，没有面晤。

这都是披沙拣金的珍贵史料。

也有遗珠之憾。聂耳的朝鲜友人李相南，据说当年回到了汉城——汉城虽远，犹是须臾可至；又据说，后来去了“三八线”之北——虽说和扶桑也是隔水相望，但那是隔膜、隔阂、隔绝，可望而不可及。

再又，聂耳青梅竹马的女友袁春晖，听说如今生活在个旧。个旧离昆明也就四小时车程，齐藤先生数次到访昆明，却没有往前再走一步，公开的说法是“限于日程紧迫”——除此而外呢，或许，还考虑到当事者阴阳悬隔，魂断蓝波，他不忍再去拨动劫灰。

五

是日上午，我们是从镰仓乘电车出发，至藤泽，转车往鹄沼——出得车站，穿小巷，越隧道，老远就闻到了海腥气；然后，登上一段斜坡，豁然开朗，湘南海岸到了。

此处宕开一笔。

怎么会是湘南？——是的，它就叫湘南，而且和你脑际掠过的湖南之南有斩不断的渊源。传说是因为信奉中国湘南一带的禅宗（沩仰宗），或说是这里的地貌宛若中国湘江流域的。

对岸是江之岛——奇怪，眼前明明是相模海湾，为什么不叫海之岛？这个，大概也是呼应湘江吧。没有权威解释，我大概是第一个这么想。曩昔中华是上国，上国的山水在在引人神往，肉眼望不见的浩浩湘江，无疑存在于大和民族情感的深处，深深处。

江之岛是从海底渐渐拱出，起先是落潮才现的沙洲，为陆地不屑一顾。后来愈拱愈高，有了岛屿的雏形，引起陆地的好奇，伸出一只胳膊去试探。再后来，因为海水上涨，彻底成了孤岛，陆地也就撒手。直至地壳的冲天一怒（关东大地震），它八成有点慌了神，又主动和陆地拉起手。

现在拉手处，修建了大桥。

桥名弁天。岛上供的是弁才天（辩才天），是日本神话中的七福神之一，专司音乐和娱乐，近似于希腊神话中的缪斯。

言归正传。1950年，藤泽市有个叫福本和夫的，是资深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天，他从英文版《人民中国》杂志读到新中国的国歌以及作曲者聂耳的生平介绍，他为《义勇军进行曲》的雷霆万钧之势裹挟，为聂耳在当地的不幸溺亡扼腕，遂转请曾任藤泽市议员、也是反侵略同道的词作家叶山冬子，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译成日文，在市民中广为传播。

同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抗美，而日本正摇身一变为美军的马前卒——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宣扬诞生于抗日烽烟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需要有逆潮流的大勇的。

岂但如此，福本和叶山还挺身而出，公开募捐，呼吁为聂耳在溺亡的海滨竖立纪念碑——不啻是要在真理的公海耸起一座闪烁明灭的灯塔。

光天化日，大张旗鼓。

民众热烈响应。

他们，自然爱日本。他们，自然也爱聂耳。爱聂耳就等于爱……我知道总有人接下去将如何类推。爱，或者不爱，或者半爱半不爱，或者又爱又不爱，这种粗略的判断存在风险，很多风险都是由简单类比带来的。在此，我们只要认定，这就是藤泽市民众的拳拳盛意，这就是驳杂而又纯粹的人性剪影。

1954年，即朝战结束次年，纪念碑顺利落成，地址选在鹄沼海滨公园，就在离聂耳溺亡处不远的引地川河口西侧。鉴于当时中日还未恢复邦交，我国派出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女士，前往主持揭幕仪式。

碑文作者是秋田雨雀，书写者为丰道春海：

记念聂耳

这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作曲家聂耳的终焉之地。

他于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来此避暑游泳，突然消逝于茫茫波涛，成了不归之客。

聂耳一九一二年生于中国云南，师事欧阳予倩。在短短的二十几年的生涯里，留下了歌颂中国劳动民众的《大路歌》《码头工人歌》等大作。现在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也正是他的力作。

附耳过来，至今犹可听到聂耳的亚洲解放之声。

这里是聂耳的终焉之地。

一九五四年十月 秋田雨雀撰  丰道春海书

1958年，一场鲁莽的飓风袭击鹄沼海岸，冒失的海潮冲坏了纪念碑。

“问海神你如何不淑？”1961年，赵丹来此，他的脑海想必也会情不自禁地浮起郭沫若当年的怒责吧。

1963年，藤泽市成立“聂耳纪念碑保存会”。

1965年，藤泽市议会决定重为聂耳立碑。保存会出面募集捐款，数月间，募得日币400余万元（当时日本大学毕业生初薪为每月21600日元，此款相当于185个新毕业大学生的月薪——笔者），遂于当年9月再度立石分土。廖承志东京办事处首席代表孙平化见证了这大爱无疆、尽释前嫌的一幕。

新碑坐落在引地川河口东侧的湘南海岸公园，置于更加宽阔坚固的台座上。两边各添一块碑石，一块立着的，刻着叶山冬子的儿子、时任藤泽市市长叶山峻书写的“聂耳纪念碑的由来”，一块卧着的，刻着郭沫若的题字“聂耳终焉之地”。

1981年，中国步入改革开放，藤泽与聂耳的家乡昆明结为友好城市。

1985年，适逢聂耳遇难50周年，湘南海岸公园的这一隅扩建为聂耳纪念广场。

2011年，昆明市人民政府在广场西侧立碑勒铭，上书：“一曲报国惊四海 两地架桥惠万民”。

我们看到，广场中央有一块白石，平放，高不足一米，前端稍稍上扬，从后边看过去，宛然一册摊开的乐谱。碑的正中凸出三道横石，四周凹下数条浅槽，凹凸相间，组成一个令风云驻足、星河倾身的大大的“耳”。

广场南面，是一堵两米见方的纪念墙，由不规则的粉红色石板拼成。左上方，嵌入圆形的铜制聂耳胸像，右下方，嵌入方形的铜制聂耳亲笔签名。

如今，每年的7月17日，藤泽市民众都会来此举行公祭，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伟大的音乐家聂耳。

音乐无国界。

天才无国界。

正义之声无国界。

纪念碑再建以来，跨越半个世纪，从未遭受一次自然的和人为的破坏，也是奇迹中的奇迹！

向“聂耳纪念碑保存会”的会员致敬！

向藤泽市的公务员和民众致敬！

向这片土地上所有热爱聂耳、热爱新中国、维护中日友好的国民致敬！

我此番日本之行，最重要的一站，就是聂耳纪念广场。

是日，骤雨初霁，天高日晶，我们仨，就地采了一束野花，以献祭聂耳的在天巨灵。

音符是桥，人心是路。有这一座纪念广场，有这一尊铜制胸像，聂耳就成了这片土地上的神，他的《义勇军进行曲》自然也成了神曲。

《义勇军进行曲》曾经是战歌，当然。《义勇军进行曲》又不仅仅是战歌，也是当然。音符的意志突破语言的樊篱、民族的樊篱、国家的樊篱，自由翩飞在大山大海之上，九霄九天之上——难怪人类最初向外星人发送的问候，就包括一张收录了地球上各种最具民族特色的音乐唱片。

回到这样一个设问：一衣带水是多远？如果你恰恰读到这里，如果你对该设问还没有明确的答案，那么，请放下思考，不妨换个思路，换个角度——有一个直截了当的法子在——请问一问那长眠在湘南海滨的聂耳，问一问那日夜拍击日中两岸的大海的波涛，以及，问一问那在一场骤雨后横挂天宇的七彩长虹……

（摘自2019年3月28日《解放日报》  作者卞毓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