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老年基金会
2025年01月08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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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城老同志讲述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故事
2018-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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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的岁月里,他们为这座城市的建设奉献了青春、热情和能量,一头青丝变成银发,昔日热血青年变成了今天的慈祥长者。

四十年的光阴中,他们留下开拓创新、攻坚克难、奋勇向前的奋斗故事,改变城市的同时也谱写了绚丽的人生篇章,成就了最美的自己。

改革开放四十年,是历经沧桑巨变的四十年,是破浪前行的四十年。四十年里,他们不仅仅是亲历者、见证人,更是改革先行的弄潮儿,各行各业蓬勃发展的领航人。他们的人生和经历,映射了改革开放四十年上海发展的鲜活细节,也沉淀了这座城市的智慧与精神。

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上海市委老干部局组织开展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支持改革、助力发展”主题活动,邀请沪上各行各业离退休干部回顾40年,讲述申城改革开放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聆听,跟随那坚定的脚步,携手迈向美好的明天!

亲历南浦大桥和杨浦大桥设计

 

 

讲述者:林元培(82岁)

作为桥梁工程师,我希望有一天,黄浦江上的大桥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设计,实现“零”的突破。这不仅是我的梦想,也是几代造桥人的梦想。幸运的是,历史给我提供了实践的机会。

建造南浦大桥之初,我准备借鉴当时刚刚建成的世界第一叠合梁斜拉桥加拿大安娜西斯桥的建设经验。不料,从加拿大考察回来的工程师带回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安娜西斯桥出现了许多裂缝!

1989年春节,我立即前往加拿大考察。在安娜西斯桥,我顶着温哥华北纬49度的凛冽寒风,爬上爬下仔细观察,并用照相机从不同角度将桥上100多条裂缝全部拍摄下来。我非常清楚:南浦大桥如果不做新的技术处理,裂缝问题就无法避免。回国后,我把自己关在客厅里看幻灯片,仔细琢磨那一道道让人揪心的裂缝,细细琢磨一个个化解裂缝的方法,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

裂缝难关最终促成我一篇全新论文的诞生——《南浦大桥设计》。针对安娜西斯桥的4种裂缝,我提出了4类化解方法,并将其应用到了南浦大桥的设计当中。按照我设计的新方法施工的南浦大桥,经过36辆30吨载重卡车的荷载试验和实际运行,没有见到丝毫裂缝的踪影。如今大桥已经运行了27年,未曾出现过一条结构性裂缝。

最终设计完成的南浦大桥全长8346米,主通航净空46米,主跨跨径423米,一跨过江,主桥桥宽30.35米。大桥于1988年开工建设,1991年12月1日建成通车。该大桥获国家建筑工程“鲁班奖”及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成为上海新的标志景观,也意味着中国建造斜拉桥的技术已达世界先进水平。

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历史给了浦东一个机会,给了上海一个机会,也为上海市政院在浦江上设计更多的跨江大桥提供了机会。紧接着,我带领设计人员开始了杨浦大桥的设计。

在杨浦大桥的设计中,我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理论——适用于一切空间结构而不囿于桥梁的“空间结构稳定理论”,来建造双塔双索面迭合梁斜拉桥。我知道创新的艰难,创新意味着承担风险,尤其是工程的创新。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在设计中规划了多条防线。

杨浦大桥于1991年4月29日动工,1993年9月15日建成,历时仅2年5个月。主桥长1172米,宽30.35米,设6车道。主桥犹如一道横跨浦江的彩虹,在世界同类型斜拉桥中雄居第一。如果说南浦大桥的建成通车,实现了黄浦江市区段上“零”的突破,那么杨浦大桥的建成则使中国的斜拉桥设计建造能力一举领先于国际桥梁界,奠定了中国在国际桥梁设计界的地位。

2003年,卢浦大桥顺利建成,成了上海的新地标。2005年,东海大桥顺利建成贯通,成为上海城市向现代海洋经济发展的新起点……40多年来,我设计或主持设计的大跨度桥梁达20余座,中小桥梁有上百座。党和人民给了我无数的荣誉,我自知并不是我个人有何才干,我只是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机,努力做了一些实在的事情而已。而今我虽已年逾八旬,但只要党和人民需要,我仍将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和改革开放事业,力尽绵薄。

让更多的人尝到马陆葡萄的“甜蜜”

 

 

讲述者:单传伦(75岁)

我是1980年到马陆的,一直从事马陆葡萄的科学种植与管理、推广,至今将近40年了,先后担任马陆园艺场场长、马陆葡萄研究所所长、上海市葡萄研究所所长,获得了“上海市劳动模范”、“上海市领军人才”等荣誉称号。马陆葡萄的发展,我应该算是亲历者了。

1980年,马陆与日本大阪结为友好城市,为了加强两地园艺方面的合作,马陆建起了一个以果树为主的园艺场,种了60亩蔬菜、80亩果树,80亩果树中只有2亩是葡萄。时任马陆乡党委书记张彪让我担任园艺场场长兼技术员。我对当时园艺场的经营状况并不满意,决定砍掉蔬菜,扩种葡萄。这个想法得到了领导的支持。

从此以后,马陆葡萄便一步步地进入大众视线。我扩种的葡萄第二年产量非常可观,效益也超出了我们的预想。那时17.8亩,来年,葡萄亩产就达3500斤,平均亩产值超过5000元。与此同时,我的绿苗移栽技术获得成功,这是在传统栽培技术上的突破,我把这一成果写成论文《巨峰的小苗当年移植要点》发表在《上海农业科技》、《中国果树科技文摘》上,一经传媒介绍,不仅在上海郊县,还在江、浙两省迅速推广。马陆的葡萄从此走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

1992年8月,马陆镇政府成立马陆葡萄研究所,我担任所长。研究所成立后主要做了两件事:第一是控制产量。第二是不断探索葡萄设施栽培。研究所成立后,我们先后从美国、前苏联、罗马尼亚、日本等国引进了优质葡萄新品种,连同以前的新品,共有102个葡萄新品种在研究所落户,研究所也完成了“葡萄设施栽培品种选育与目标果期的研究”科技攻关项目,让马陆的葡萄品种从原来单一的巨峰,增加了美人指、8611、黑玫瑰、红高等品种,深受消费者的欢迎。1995的时候,我们建造了上海以及江南地区第一栋日光型节能温室,种植早熟品种京亚、喜乐等。

马陆葡萄研究所在2000年升级为上海市葡萄研究所,以科研和基地示范相结合,针对生产实际,从事葡萄新品种、新技术的研究与推广工作,解决农民葡萄种植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做好培训工作,促进上海葡萄产业的不断升级。慢慢地,通过科技上的合理运用,引进研发新品种,错开上市时间,让葡萄种植户再次感受到了葡萄带来的“甜蜜”。而且政府投入建造了马陆葡萄主题公园,还申报了4A级旅游景区。

马陆葡萄自2011年开始尝试网上销售模式,但因为运输条件上的限制,客户大多止步于上海地区。2017年,我们借助快递公司的生鲜运输冷链,实现70多个城市的点对点对接,马陆葡萄的销售渠道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宽。现在,马陆葡萄配送引入了新包装,全国各地的买家都能尝到新鲜的马陆葡萄。在我们举办的一次配送推介会上,介绍了这款运用“袋中袋”结构和控温保鲜技术的新包装。为了更直观地展示新包装的减震效果,我们的工作人员还现场将一袋葡萄从高处摔下,打开包装后葡萄依然完好无损。依靠我们研制的新包装,马陆葡萄终于第一次走出江浙沪,运输到更远的地方,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这张特殊的“地域名片”,让更多的人品尝到它的“甜蜜”!

中国大飞机诞生的前前后后

 

 

讲述者:杨作利(73岁)

1970年9月,我从空军第605研究所第一批奉调上海,参加708工程研制。

那时,上海的航空工业还是一片空白,被指定造大飞机的五七零三厂,只是一座小飞机的修理厂,连起码的办公场地都没有。设计人员不断地从祖国各地来到这里,我们就在低矮陈旧的厂房里、职工食堂里,甚至小飞机的包装箱里绘图计算,夜以继日地努力奋战。没有住房,我们就睡在办公室、地下室、仓库等地方。我们调侃:只要能放下一张床,我们就睡觉;只要能摆下一张桌,我们就办公。没有计算机,我们就拉计算尺,没有绘图仪,我们就手工画图。前苏联的规范落后了,我们就大胆采用先进的英美规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就是我们的精神支柱,造出大飞机,飞向全世界,就是我们的奋斗方向。数千名职工几千个日日夜夜,以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克服了无数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将我国第一架大型喷气式客机“运十”推到了起飞线上。

由于种种原因,“运十”飞机于1985年停飞下马,但是它铸就了中国大飞机永不放弃的奋斗精神,探索出了中国大飞机的研制道路,培养了一支设计和制造大飞机的人才队伍,为我国后继机型的研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02年4月,春回大地,柳暗花明,中国自主研制新支线飞机正式立项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设计条件和制造经费都有了一定的保障,和“运十”飞机相比那可是天壤之别。然而,飞机研制工作断档多年,人才大量流失,知识严重老化,研制新机仍然是困难重重。大家经过六年拼搏,终于造出了我国自己的新支线飞机。

2007年2月26日,国家正式批准大飞机立项,2008年5月,大飞机公司(中国商飞公司)成立。又是将近十年的艰苦奋斗,又是克服了无数的艰难险阻,2017年5月5日,C919大飞机首飞成功。C919飞机是我国按照国际民航规章,自行研制的大型喷气式民用客机。C代表CHINA(中国),9代表地久天长,19表示最大载客量为190客座级。

这一天,我作为一名“老航空”激动异常。回首半个世纪以前,我二十五岁来到上海搞大飞机,运十、麦道、新支线,永不放弃的信念鼓舞着我们一路走来。人生易老天难老,岁月沧桑,如今我们参加“运十”飞机研制的“老航空”都已是两鬓斑白,年过古稀。我们终于盼到了这一天——厉害了,中国的大飞机腾飞了,我们胜利了。我们这些“老航空”为之奋斗了一辈子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我们的大飞机研制有了一个喜人的开端,目前已有订单八百余架,远程宽体客机CR929的研制也进入了新阶段。今后中国民机发展的路还很长,任重而道远。我们坚信中国的民机一定会越干越好,越走越远,越发展越强大!

在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道路上前行

 

 

讲述者:杨秉辉(80岁)

我和我的同事们都是临床医生,本无行政管理经验。1984年秋,我被任命为中山医院副院长,分管医疗、人事等工作,1991年底接任正院长、负责全面工作,至2003年卸任,负责医院行政工作近20年。

记得我刚当上分管医疗工作的副院长不久,当时门诊病人凡需抽血化验检查的,不论化验何种项目皆需次日清晨来院空腹采血,许多年来一直如此,国内各家医院亦皆是如此,医患双方皆习以为常,无人质疑。实则除化验血糖、血脂外,绝大多数检验项目皆无需空腹采血。那么为何会有如此规定让病人徒劳往返又不能及时获得诊断呢?了解下来却是:门诊采血例由检验人员负责,而检验人员的主要任务是做化验,所以每日上午7至9时采血,过时不候,采血人员去做化验了。我想:为什么不由护理部门派人整日采血方便病人呢?遂商于护理部主任,晓以便民之利,得到了护理部的支持,派出两名护士在门诊开诊之时随时为病人采血送验,大大地方便了病人,病人大悦,並说与其他医院:“中山医院都改了”,不久各医院亦都全日采血化验了。此事是小事一桩,却让我体会到医院的改革应以改革不合理的诊疗流程、改善服务态度、提高医疗质量为根本。因此,其后我们曾在全院掀起一个“假如我是一个病人,我希望医院怎么做”的提合理化建议的活动,全院职工积极响应,短短几个星期提了数百条合理化建议,经过讨论,认为绝大部分都是可行而且应该实施的。于是分发各职能部门执行,配合医院的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一切为了病人”成了中山医院的精神。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民众对医疗服务的需求高涨,中山医院的门诊量剧增。医院党政领导在改革开放精神的鼓舞下,决定自力更生、自筹经费建造门诊楼,在医学院路北侧购地动迁,经过近6年的建设,医学院路北一个三栋联体、式样新颖的中山医院门诊综合楼建成启用。在改革开放形势的推动下,医院党政领导一致认为: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是党和政府的既定方针,不能“等、靠、要”,而应该自力更生为党的事业努力奋斗。在卫生部、上海市政府的政策支持下,我们购进枫林路东侧的土地,筹集资金,开始了枫林路东侧包括两研究所的东院区的建设。东院区于2016年建成启用,极大地提升了中山医院心血管病、肝癌两大优势学科医疗、教学、研究的能力。中山医院本部的开放病床数增加到3000张,门诊每日达10000至12000人次。中山医院按政府的指令还在厦门建设和全面管理了厦门中山医院,接受市政府的委托管理青浦区、徐汇区、闵行区中心医院以及公共卫生中心,使中山医院的优质医疗资源能更好的服务于广大民众。

中山医院创建至今80年,虽然创建之初历经磨难,解放后才有了初步的发展,有幸的是在这改革开放的40年中,中山医院得到了飞跃的发展。中山医院的综合实力如今已在全国名列前茅,在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指引下,中山医院正在向建设“亚洲一流、世界知名”的目标而努力奋进,我相信这个目标是一定能达到的。

在科研路上书写无悔的青春

 

 

讲述者:高永安(74岁)

40年前,伴随改革开放的春风,五十所在上海宛平路一个小弄堂里应运而生。彼时的五十所,刚刚从弄堂工厂转为研究所,占地仅三亩,员工百来个。建所第二年,34岁的我从外地调到五十所工作,这一干就是40年。我曾担任五十所副总工程师、所长助理,主持编制《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研究所建设史》。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五十所军事通信刚刚起步,似乎“并不起眼”。我在从事军事通信研发的同时,还兼着监测中心副主任,所领导让我在民品和军事通信之间选择,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军事通信——因为那是我学的专业,也是我后半辈子想要从事的事业。

1989年隆冬,五十所研制的一项数字通信系统在某基地进行设计定型试验,那是该基地成立后的第一个试验任务。前面的实验室测试进展十分顺利,拉开距离以后,系统内多个站点的通信性能均达到指标要求,唯独某个方向站点发来的数据误码率总是超标。大家想尽办法,做了几乎所有能做的设备检测和故障排查工作,包括昼夜监测分析电磁环境,均未能奏效,就这样一连卡了好几天。

每晚,总部机关、总体单位的领导和专家,以及基地和五十所参试人员都要召开工作例会,我们的压力也一天天加大。每延长一天,光几十号人的后勤保障开销,在当时就要一万多元。部队试验负责人真急了,发出了“试验只允许再延长一天”的最后通牒。作为主持设计师的我,硬着头皮答应下来。好在命运最终眷顾了我们,最后一天,大家攻坚克难找到了原因,得到了验证,试验终于获得成功。那些日子,真是“并非岁月催人老,担忧重任染白发”,令人终身难忘。

本世纪初,五十所军事通信面临着由“专装”向“通装”转型。为了提高起点,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技术途径,需要自筹资金数百万元。所里提出“带粮参军”的响亮口号,有力地支撑了电台的成功研制。经过数年的自主创新,最终实现了“国内首创”。

电台和通控器研制定型后,为了解决通信体制的兼容性,所领导调动全所物资资源和人力资源,组建了内、外指挥线。科研生产人员长时间放弃节假日休息,披荆斩棘奋战在第一线。最终,五十所的战术通信产品赢得了市场,并大量装备部队。国庆60周年阅兵时,参阅的13个武器方队中,有9个方队列装的是五十所研制的通信装备。

四十年来,我和我的同事们为五十所军事通信事业勤奋耕耘着,也感受着岁月积淀而成的企业精神和文化滋养。正是这种文化基因,一代代人勠力同心、奋力拼搏,将五十所从一个小型作坊式仪器修配厂,最终发展到现在初具规模、主业明确的军民融合发展的央企研究单位。当前,面临军改带来的全新挑战,五十所又一次站在了风口浪尖,是挑战,也是机遇。希望新一代的五十所人也能牢记责任和使命,为五十所的创新发展、为中国电科的基业长青、为国防事业的日益强大,奉献自己的青春、热情和能量!

见证上海文化事业的历史性巨变

 

 

讲述者:陈燮君(66岁)

1995年,上海图书馆与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合并,这属于上海城市文化体制机制的重大改革。那年,我调任到上海图书馆,担任党委副书记、副馆长,兼任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副所长、科技文献出版社社长。正是因为“图情一体”机制改革,上海图书文化事业发展成为改革开放四十年的重要一环。

1999年3月,我调至上海博物馆任常务副馆长。第二年,我被任命为上海博物馆馆长。经过多年的努力,上博的数字信息化管理成为全国博物馆界的一面旗帜。由我共同策划的“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淳化阁帖最善本展”、“中日书法珍品展”、“书画经典展”等一系列文物大展,几乎每个大展都独具亮点,且文物等级极具珍稀性,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效应。上海博物馆不再仅仅是走向世界、关注世界,世界也在关注上海博物馆。

2010年,上海世博会举世瞩目,成为全球探讨人类城市生活的一次盛会。自世博会申办开始,我就投入其中,参与礼品设计,并赴法国巴黎发表演讲。申办成功后,上海博物馆承担“城市足迹馆”和“世博会博物馆”两个场馆的设计与策划,我作为总策划师领衔担纲,每天带领20多个团队研究方案和具体展陈工作,群策群力,迎难而上,在通电通水等基本建设条件供应都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夜以继日、加班加点,最终将独具城市发展历史典型元素、呈现世博会成长智慧的“两馆”展陈带到了观众的面前。在展品的借展上,国内外三百多件展品,全部免费借展参与此次世博会,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经费。因工期紧,任务量大,我同夫人在简陋的施工工地住了一年多时间,直到世博会圆满结束,后续的工作全部收尾。我深深地感慨:“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崛起的中国,中国也不可能申办成功,世博的成功举办其实也反哺了上海这座城市的精神文明和经济发展”。

上海有着丰富的古代历史文脉和近现代文博资源,比如民族工业、革命文化、名人故居以及优秀近现代建筑群等。在未来文物的保护与利用、文脉的传承与发展中,既要充分发挥上海博物馆的领先优势和船头作用,带领业界素质优良的考古团队、先进的研究型人才以及科学的研究手段,充分利用文物资源的价值;同时,也要更加重视对历史文脉的留存与保护性研究,使资源能够惠及后世子孙。希望文博战线的年轻一代,在开创全新局面的征程中,磨练意志,开拓创新,不断突破自我,用坚守和创意,连接上海文化事业发展的昨天、今天与明天!

(摘自2018年11月16日《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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