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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宝鲁庵印泥的上海故事

“印纸则桃花欲笑，钤朱则墨韵增辉”，这是从前人们对印泥的赞美。作为中国特有的文房第五宝，它毫不起眼，却如同人世间一份值得信赖的沉默，托起印章，以“钤印”为多少千古传世之作留下了一个个鉴定的凭信。

高式熊(中)与女弟李耘萍(左)

李可染题词

鲁庵精制印泥陈巨来刻

高式熊制作印泥

鲁庵印泥创始人张鲁庵

位于延安中路石门一路路口，鲁庵印泥传习所是上海仅有两家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认定的单位之一。“对于中国的几千年传统文化，我们不能一知半解，不能荒废，不能断档，要好好继承发扬。”其主理人，年前仙逝的海上书法篆刻家高式熊曾这么说。从创始人张鲁庵到高式熊，及第三代李耘萍，数十年来，鲁庵印泥默默服务着海上书画圈。印泥默默，亦见品格。

四九印泥今安在

印泥与篆刻有着天然的联系，鲁庵印泥的故事亦是由篆刻起，因篆刻而流传。

高式熊与鲁庵印泥创始人张鲁庵同为浙人，又同问教赵叔孺，同在1930年前后迁居上海，这为二人后来的因缘埋下了伏线。

张鲁庵长高式熊20岁，杭州与胡庆余等齐名的大国药铺张同泰国药号的第五代传人，好诗文，精于篆刻，27岁起受业于赵叔孺，篆刻风格工秀隽雅，西泠印社的社员。古来文人多有定制自家文房的传统，陈巨来曾在《安持人物琐忆·记张鲁庵》中写到：“张氏在乡时，曾试制印泥十年之久，耗资二三千，及制成，悉为一无用处之废品。”

张鲁庵移居上海后，从漳州买来知名天下的八宝印泥几十两，又耗巨资从国外进口设备，聘请化学、物理专家，把史籍中记载的印泥制作方法逐一进行分析研究，反复研究朱砂、蓖麻油、艾绒三种印泥主要原料的质量标准和最佳配制比例，琢磨相关辅料的合理添加和加工要求。

张鲁庵潜心研究印泥，作为印家，他亦嗜好历代名家印章、印谱，积有各家印章四千余方、印谱四百余家，其中不乏明版善本，最珍贵的有《十钟山房印举》百册拓本，明万历年间的《范氏集古印谱》《松谈阁印史》、隆庆年间的《顾氏集古印谱》等。因为一本黄牧甫的印谱，1941年，在赵叔孺的介绍下，张鲁庵与高式熊相识，两人一见如故，亦师亦友。而后，高式熊便追随张鲁庵，研发鲁庵印泥。

1948年，张鲁庵终于制成了三种自己满意的印泥：朱砂印泥、朱膘印泥、和合印泥。鲁庵印泥既成，连挑剔的陈巨来也由衷赞道：“较之上海西泠印社所制，高超十倍也。”

上世纪五十年代，西泠印社停止活动期间，乐善好施的张鲁庵居住的上海余姚路134弄6号便成了金石篆刻家活动的中心。1955年秋，几经酝酿，“中国金石篆刻研究社筹备会”成立，研究社的活动场所不用说，就是在张鲁庵的居所。当时，筹备委员由马公愚、陈巨来、钱瘦铁、钱君匋、叶露园、王个簃、来楚生、高式熊等组成，王福庵为主任，马公愚、钱瘦铁为副主任，张鲁庵为秘书长。

“鲁庵印泥”与海派书画家密切相关，当时，吴湖帆、刘海粟、唐云、朱屺瞻、王福庵、王个簃、来楚生、陈巨来、钱君匋、贺天健等大家用的都是它，“鲁庵印泥”由此驰名艺林，当年张大千离开大陆后，还托人从上海带鲁庵印泥去用。

1962年4月，张鲁庵在上海寓所病逝，家属按照他遗嘱于1962年10月9日邀请西泠印社派员接收捐赠。这是西泠印社创始以来接受的最丰富、最珍贵的文化遗产之一。

高式熊曾言，执着和一丝不苟才是鲁庵印泥的不宣之秘。张鲁庵曾经将50余次相对成功的配方和加工方法仔细作记录，一再比较，完善方案。其中，第49号配方“细而薄，薄而丽”，最得张鲁庵喜爱。上世纪50年代末，张鲁庵正式将这四九印泥配方交于高式熊，嘱其发扬光大。

在传统文化被打入冷宫的日子，鲁庵印泥亦几乎遭遇了没顶之灾。春回大地，上世纪80年代初，为兑现对张鲁庵先生的承诺，高式熊奔走在有关机构、企业、书画篆刻家等各方之间，一遍又一遍地讲述鲁庵印泥的文化地位和复出意义。

2008年，静安区文史馆对鲁庵印泥进行了抢救性挖掘，并成功申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2年6月，高式熊以鲁庵印泥传承人的身份，向上海静安区文史馆捐赠了“鲁庵印泥第49号秘方”。2013年，静安区文化局成立国宝鲁庵印泥制作技艺传习所，高式熊作为鲁庵印泥制作技艺的传承人，正式收李耘萍、高定珠为徒。

工匠本色创新途

缘分在历史的某个时间节点奇妙地画了圈。

从高式熊手中接下传承重任的李耘萍师承祖辈吴隐。吴隐，原名金泉，后改石潜，号潜泉。1904年与丁仁、叶铭、王禔创设西泠印社于杭州西湖孤山后，在西泠印社社长吴昌硕的鼓励支持下，吴隐亦取众家所长，融合改进。1913年，吴隐先辈在上海开设西泠印社，不久，与夫人孙锦（织云）合制成“潜泉印泥”，而后，又应吴昌硕之邀，研制出适合吴昌硕印风的“美丽红朱砂印泥”。吴昌硕使用该款印泥制成《缶庐印存》，流传于世。

用料不惜工本，虽有“一两黄金一两鲁庵印泥”的说法，鲁庵印泥并不用于商业销售，书画印家用了好，就是张鲁庵的追求。与鲁庵印泥的非商业化道路不同，吴氏印泥在传于第二代次子吴振平、丁卓英夫妇之后，夫妇二人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举国动荡之时，通过在配方中吸纳西德颜料，在艾草纤维加工中融入当时先进的化学处理，自行研制小型研磨机、粉碎机等，实现批量化生产，用另一种方式保护与发展印泥事业，开发了适合不同纸张需要，不同画风风格的多款印泥新品种。经历了公私合营后，上世纪七十年代，印社更名为“上海印泥厂”，至上世纪80年代又恢复原名“上海西泠印社”。

新中国成立后，吴氏夫妇渐入年迈，而子女也都不想继承这门手艺，祖传技艺面临着失传的危机。古法制作选材考究之外，全靠制作人的耐心细致，就那捶捣来说，太轻，无法使原料完全融合；太重，又会伤到艾绒纤维，尺度全凭工作人员的经验和手感。越是好的印泥，捶捣的时间越久，辛苦不言而喻。即使是将印缸中的印泥抹平这道工序，在揉揉搓搓之间，要将印泥中的空气顺利排出，才能使印泥更加密实紧致。吴氏将“潜泉印泥”制作技艺捐献后，厂里指派了数位学徒前去学习，竟都半途而废。1963年，当时手工业局局长胡铁生一锤定音，同意“潜泉印泥”的第二代传人自选接班人，全家人商量，点名侄外孙女，即吴隐的重侄外孙女李耘萍。

虽然为了入厂学手艺放弃了读大学，但凭着聪慧和坚忍，李耘萍不负众望地掌握了吴氏制泥的秘诀。而后，在担任“上海西泠印社”厂长期间，她又开阔思路，力图在自身产品中融入现已失传的诸多印泥流派工艺。吴氏印泥的发展之路，似乎也昭印着江南文化与海派文化融合的历史潮流，秉持传统的脉络，亦勇于推陈出新。又是四十年不断努力，“上海西泠印社”亦从家庭型作坊，逐步发展成为了举国闻名的印泥生产厂。

“对‘技’追求到极致时就会达到‘艺’的境界，因此，传承鲁庵印泥，技之外，更在于传承张鲁庵先生、高式熊老师们无私的精神，孜孜以求之道。”如今，接下了传承鲁庵印泥大旗的李耘萍道。

生命有涯艺无涯，张鲁庵、高式熊均已作古，“鲁庵印泥”代代传承。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的保留和复兴，何尝不是在为民族的根脉留印。

（摘自2019年2月13日《新民晚报》作者南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