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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是比活命更重要的——信仰

牛犇夫人今年初刚去世。当他光荣地成为一名党员后，立即将这个好消息告之九泉下的她。牛犇拿出了1959年结婚时，演员好友的贺喜签名。

2018年6月27日，收到习近平总书记来信的第二天，新党员牛犇除了激动，觉得肩上的担子重了。本版图片均记者蒋迪雯摄

牛犇不剩饭

2018年5月31日，在虹桥路上海广播大厦员工餐厅，大家正在聊天，餐盘端了上来，牛犇立刻摆手不说了。他一口一口把餐盘里的菜吃尽，连葱段姜末也嚼了咽下。最后留一片菜叶子，用筷子夹着，在饭碗里转一圈，将粘在碗壁上的饭粒也刮下来吃了。等放下筷子，看到同事剩下酒酿圆子的汤，他征得同意，拿来喝完。大家都说“老爷子胃口好”。

有人见状，要替83岁的老爷子再打些饭菜来。牛犇说不用，他端端正正坐在干净的餐盘前，说：“我是爱惜粮食。因为小时候没吃饱过。”

儿时经历的饥饿感，深刻影响了牛犇一生。9岁父母双亡，牛犇辍学，跟随哥哥从天津到北京打工。哥哥在中电三厂做司机，晚上回厂里宿舍，带回来一小块饼，牛犇吃一口，还得给妹妹留一口。很快嫂嫂生了孩子，家里食物更不够分了。他总是觉得饿。当时日本人刚投降，北京城里一片混乱。在中电三厂，同住宿舍大院的演员谢添将牛犇引荐给导演沈浮，让他出演《圣城记》中一个村童角色。牛犇马上答应。

第一次站到摄像机前，不是为了艺术，不是为了出名，是为了吃饭。

毕竟，有什么是比活命更重要的？

一个全新名词

同样为了吃上饭。

1930年，还在北平安徽中学读书的舒绣文辍学，为了替得肺结核的父亲撑起家，只有15岁的她当了舞女，一年后只身到上海谋生，进入天一影片公司，替明星做普通话辅导和丫鬟。

1931年，白杨母亲病故，父亲另有家庭，留下兄妹四人生活无人照料。11岁的白杨带着妹妹颠沛流离，后来到上海的联华电影公司在北京办的电影演员养成所，成为这里最小的学员。

1932年，上海大夏大学学生齐衡再次离开课堂。少时，因为看不下去日军侮辱中国学生，他愤而退学来到上海，这一次离校则是因经济困难无力交学费。他加入上海中国艺术供应社当演员。

1938年，只有16岁的秦怡离开上海，赴武汉参加抗日宣传活动。同年，进入中国电影制片厂当演员，很快参演了两部话剧《中国万岁》《正在想》和两部电影《保家乡》《好丈夫》。

1941年，丧父的黄宗英跟着哥哥先后在上海职业剧团、同华剧社、北平南北剧社任演员。后来，在黄佐临主持的上海职业剧团打杂，不久在话剧《蜕变》中代戏上场，从此走上舞台……

懵懵懂懂中，命运将这些受苦受难的年轻人带入演员行业，让他们的命运与上海这座城市发生联系，也让他们此后的际遇，与中国即将经历的巨变互为观照。

当牛犇第一次站在摄像机前时，齐衡也站在同一架摄影机前，他们共同参演《圣城记》，讲述战火纷飞中中国人民坚强抗日的故事。

1947年，牛犇跟随张骏祥导演去香港拍摄《火葬》，在剧中扮演牛犇妻子的正是白杨。影片用一个妇女的婚恋悲剧控诉旧时代的不公。

也在同一时期，舒绣文、陶金、刘琼、吕恩、吴祖光、李丽华都来到香港拍电影，他们成了牛犇的同事、室友、兄姐、老师。他们的每一个选择，都潜移默化影响着牛犇，也让他思考：为什么进步的大哥哥大姐姐聚在一起开会时义愤填膺？为什么明明抗战胜利了百姓还过得这么艰苦？为什么在香港这片中国人自己的土地上是殖民者在作威作福？

1949年10月，北京传来喜讯。正在香港拍戏的青年演员一路跑到大屿山，手拉手用身体拼出五角星。

牛犇问大哥哥大姐姐这意味着什么。他们激动地说：“中国人民解放了，共产党是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是共产党解救了我们大家，给了我们新生活。”

一个全新的名词，这时候进入牛犇的生命——中国共产党。

榜样力量无穷

原来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吃饭。

在香港有着良好职业前景的舒绣文听说内地解放，毅然回沪；已在香港长城、南国等影片公司主演了《无语问苍天》《琼楼恨》而蜚声海内外的王丹凤，也立刻回到上海；同一时期，在香港已得到影帝级荣誉的刘琼，因为替《大公报》撰写赞扬共产党的文章并发动同仁罢工，被港英当局驱逐；演员白杨也离港到上海，立即投入《团结起来到明天》的拍摄。

到上海去，到共产党的诞生地去，到党的文化事业中去，是一代文化工作者的共同选择。

共产党真的来了，像太阳一样，让大家不由自主想要靠近。17岁的牛犇，也在1952年来到上海，加入上海电影制片厂，成了上影演员剧团的演员。

那些年，上影厂推出《伟大的起点》《渡江侦察记》《淮上人家》《山间铃响马帮来》《铁道游击队》《为了和平》等一系列电影。在共产党引领下，文艺工作者用自己的方式抒发对共产党的拥护，也用全部热情靠近组织。

1957年，赵丹入党；1958年，白杨入党；1959年，秦怡入党。

秦怡入党后，第一个角色就是《青春之歌》里的林红。白杨入党后，在桑弧执导的剧情电影《春满人间》中饰演医院党委书记方群。赵丹入党几年后，出演了《在烈火中永生》中的许云峰。

这些优秀共产党员的形象，似有特殊的魔力，谁只要触碰到，就能感受其中的力量。在银幕上，他们感染了无数观众，在创作时，也触动了所有参与创作的文艺工作者的灵魂。

1958年3月，上海著名的越剧演员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王文娟联合署名登报“我们演员应该是党的政治工作者，宣传工作者。但是，在我们的职业生活里，旧社会给我们培养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特别表现在人生目的上，花很大精力追求着个人名利，这与社会主义时代很不相称，不改变这一情况，就很难承担社会主义的建设任务。”为此，她们立下战书，自我要求进一步提高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的钻劲。

同年4月，新党员黄宗英给新党员王文娟写了一封“应战书”：“文娟，假如没有解放，我们又和所扮演的人物——林黛玉、梅表姐，相去几何呢?或许舞台和银幕早无情地把我们遗弃。今天，我们信心百倍地订出五年规划，有了明确的生活目标和理想，我们的艺术青春刚刚开始。文娟同志，我们都是入党不久的新党员，都是在旧社会经历苦难的女演员，都是为今天广大人民寄予热望的文艺工作者，让我们紧紧携手并肩，彼此督促，相互鼓励，为祖国的富强，人民的幸福，和文艺事业的繁荣而努力吧！”

身边的榜样，力量无穷。

来到上海几年间，牛犇从不谙世事的少年成长为青年。目睹前辈一致的选择，他和新婚妻子在胸口别上团徽。“我们对自己的要求是，戴上团徽也要以一个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一辈子跟党走。”

独一无二的上海

这是中国电影发祥的城市，是一个占据演艺明星半壁江山的城市，也是一个中国商业化最发达和文化生活最繁荣的城市。
　　在这里，人们热爱音乐、绘画、戏剧、服装和美食、以善于过精致和考究的生活闻名。但在这一切之上，这座城市最重要的属性是——上海是孕育和见证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城市。

下了戏，赵丹会去“红房子”吃西餐；张瑞芳会拣菜、打毛衣、炖鸡汤；刘琼爱抽烟斗，戴雷朋太阳眼镜，用手轻轻一捻，能区别美国布料和英国布料的细微差别。影坛常青树秦怡已96岁，至今坚持吹头发、化淡妆，她待客前，衣服总是搭配亮色丝巾，嘴上永远有口红。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后面，都是一串熠熠生辉的经典影片名字，每一个人的生命痕迹里，都有堪称传奇的趣味轶事。但在这些个人特色外，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不论是在工作时，还是在参加社会活动，一个党的文艺工作者是与众不同的，他们始终把为人民创作作为人生追求，坚持社会效益至上，绝不把金钱名利放在第一位。

正是他们教会牛犇演戏、生活，也正是他们影响了他处事、做人。

1983年，演员刘琼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前后，谢晋、孙道临、吴贻弓、桑弧、周柏春、富润生、中叔皇、陈伯吹、张乐平、朱屹瞻等上海文艺界知名人士先后入党。

演员崔杰记得，他的岳母、演员孙景璐，也是演员乔奇的妻子，那几年，总是坚持步行到剧团向支部递交入党申请书，直到如愿。

前辈们业绩辉煌，似星光灿烂，也让牛犇自忖，入党这么神圣的事情，自己是否够格？

现在，深受广大影迷喜爱的“金牌配角”牛犇再无吃饭保暖之虞了。他再也不会饿肚子了，但此刻，牛犇却感到不够。

一份新的匮乏感，焦灼着他的心。

新生命刚开始

牛犇本来有点担心，自己老了。
　　但2015年，他听说，当时已经93岁的秦怡上高原拍摄《青海湖畔》。在回答为何要在高龄挑战自我时，秦怡说：“我愿意一辈子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

有了大姐姐作榜样，2016年上影集团拍摄《邹碧华》，正在北京的牛犇听说剧组需要，二话不说就回上海参演。在收集邹碧华事迹时，这位生前分管上海司法改革的上海高院副院长留下的一句话，打动了牛犇——“我们生活的世界并不完美，但正因为它的不完美才需要我们去努力，去奋斗，我们的存在才有价值。”

如同解放前牺牲的革命志士激励了无数前辈演员那样，邹碧华这位当下的时代楷模点燃了牛犇心里许久的愿望——加入中国共产党。

《邹碧华》杀青之际，在上影集团的内部活动中，牛犇给上影演员剧团团长、邹碧华的扮演者佟瑞欣递了张纸条，上面写着“我们一块儿从今天起考虑把自己塑造成合格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吧。”

不久，牛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那段时间，牛犇的妻子去世，她留下遗愿和青年时佩戴的团徽，希望丈夫能帮他们俩一起实现这多年夙愿。

2018年5月31日，中共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演员剧团支部委员会同意吸收牛犇为中共预备党员。6月6日，在上海影城的“2018我的电影党课”启动仪式上，牛犇在入党介绍人、上影集团党委书记任仲伦领誓下，和上影众多青年党员一起宣誓入党。6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牛犇写信，祝贺他在耄耋之年入党，勉励他发挥好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继续在从艺做人上为广大文艺工作者作表率。

接到信，牛犇欢欣鼓舞。“这封信不仅是总书记给我个人的鼓励，也是对文艺界的鼓舞，总书记提出的要求，不仅是对我个人的勉励，也是对新时代每个文艺工作者的鞭策。”牛犇很清楚，“针对当下文艺界的种种情况，我们文艺界的人都应该有所作为。总书记一定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起到应有的作用，不辜负新时代，承担起我们的责任。”

83岁的这一天，是牛犇新生命的开始。他兴冲冲跑到剧团告诉团长：“我要工作，我们马上来谈谈拍戏吧。”他的胸前，是新佩戴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徽章。

镰刀斧头为证。

1933年，在上海的原联华影片公司的道具仓库里，聂耳在这个标志的见证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他写下了《义勇军进行曲》。
　　1959年，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入党不久的新党员赵丹扮演了《聂耳》中的聂耳。在拍摄现场，赵丹替聂耳喊出:“我要入党，我要入党!我要献身祖国”的呐喊。

1980年，赵丹逝世，在悼念活动上，牛犇作为赵丹徒弟发言。他听到张骏祥导演说：“在怀念赵丹同志的日子里，让我们努力学习赵丹同志，一颗红心向着党，向着电影艺术的高峰，努力攀登吧！”

现在，牛犇看着胸前这枚崭新的党员徽章，感觉像是从一代代前辈手里传递下来的。

11岁时，那个萦绕并占据他全部思绪的问题，现在，83岁的党员牛犇可以回答了。

——有什么是比活命更重要的？

——信仰。

（摘自2018年6月28日《解放日报》记者沈轶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