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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转折科学的春天——回望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

40年前，也是在这样一个生机勃勃的日子里，一场盛会开启了中国科学的春天。不久前，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科学技术史系主任王扬宗来到由山东省社科联、山东大学等联合主办的“齐鲁大讲坛”，向人们讲述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前后的那段历史，让我们一起聆听当年改革的先声。

■演讲　王扬宗

■整理　解放日报记者　徐蓓

从油画《科学的春天》说起

2004年，文化部和财政部拨了专项资金，邀请众多国内著名画家绘制了100多幅中国近现代重大历史题材的美术作品，时间从鸦片战争一直到21世纪初，其中有一幅就是中央美院丁一林教授绘制的油画《科学的春天》。

丁一林绘制的油画《科学的春天》

这幅画以人民大会堂前的台阶为背景，画面中，邓小平同志站在中央，边上站满了当时中国著名的科学家，包括华罗庚、陈景润、钱学森、王淦昌、钱三强等等。可以说，中国当时比较著名的科学家都出现在了这个场合。

这幅画的创作者丁一林教授说，这个场景是以春天为基调，在“文革”结束后不久，刚刚摆脱厄运的广大科技工作者身着那个年代特有的蓝灰色中山装，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前共商我国科技的未来大计，幸福的笑容绽放在他们饱经沧桑的脸上。

这幅画经过了两三年的时间绘制，于2009年完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的时候，它在国内很多地方参加巡展。美术界有关人士这样点评：“这幅画画面构图饱满，气势袭人，表现出了改革开放给科技工作者带来的乐观开朗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这既是科学的春天，也是祖国的春天。”

当然这幅画是经过艺术加工的，因为从历史上看，并没有邓小平同志从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走出来、科学家们围着他这样的场面。但是这幅画又是符合历史真实的，为什么这样说？让我们来看看这幅画的素材来自哪里。

据当时的报刊报道，在科学大会召开期间，邓小平、聂荣臻接见了一批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其中包括陈景润。

从一张科学大会期间老科学家们的合影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科学院的第一批和第二批院士几乎都在其中。1955年和1957年中国科学院曾经选聘了200多位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方面的专家作为学部委员，到1994年改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这些学部委员有的在“文革”期间去世了，剩下的绝大多数人几乎都来参加了这个盛会，有些人拄着拐杖，也有一些人身体还不错。对比照片和油画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人物的形象和表情都绘制得非常逼真。

“五路大军”组成中国科技力量

我们有必要先回顾一下中国近现代的科学发展历史。

中国是一个历史很悠久的古国，但是中国的现代科技事业起步非常晚。中国最早的现代科研机构是地质调查所，该所从1916年起开展工作。可以说从那时候开始，中国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近代科学事业。

在民国期间，通过建立现代大学以及建立包括像中央研究院那样的国家科学院，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中国的科技事业。但由于当时中国社会始终处于战争和动荡之中，所以总的来说，民国时期虽然在科研方面，特别是地质学、生物学、动植物学这些与中国本土化有关的学科领域里，曾经取得过一些重要的成绩之外，当时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规模还是非常小的。

解放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科技事业面貌一新，科技事业和教育事业的规模，都是民国时期所无法比拟的。

下面简单梳理一下新中国的科学技术体系。

在领导层面上，中央作为最高的决策层，在上世纪50年代末至“文革”之前，曾经成立过中央科学领导小组，由周总理直接领导。改革开放以后，又成立了中央科教领导小组，由国务院总理出任组长。

我国的科学技术体系简单来说叫作“五路大军”。最先建立起来的，是1949年11月1日成立的中国科学院系统，这个系统发展到顶峰的时候，大约在1958年、1959年期间，曾经达到300多个研究室，每个省都有一个科学院分院。

其次是高等教育系统。解放以前的大学，绝大部分是不做研究的。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教育部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当时国内的教授一共才几百位，其中做研究的还不到1/10。在高校中开展科学研究，主要是1956年提出“向科学进军”之后，快速发展起来的。

第三是各行业的研究系统，包括农业科学院、地质科学研究院、煤炭研究院、铁道研究院等等。

第四，地方上的科技系统是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发展起来的，从省到县都有相应的研究机构。

最神秘的是我国庞大的国防科技系统，这个系统在建立过程中吸收了很多顶尖的科学专家。

中国科技界遭受史无前例的浩劫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的科技工作遭受了史无前例的浩劫。
　　高等院校停止正常招生，研究生选拔、职称评定等制度都被废除了。上世纪60年代后期、70年代初的时候，大搞开门办所、开门办科研，把大学、科研机构都下放到工厂、农村里。

尤其是我国高级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被定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因此大批科学家成为改造的对象，在“文革”中更是普遍遭受迫害。

当时强调“又红又专”，其实主要强调的是红而不是专，所以曾经一度要在工农兵群众中培养科学家，建立工人阶级的科学队伍，而这些老科学家只能统统靠边站。

粉碎“四人帮”后，科技界迫切希望能够通过纠正“文革”期间这些极端的做法，来为国家科学技术的正常发展创造条件。

1977年5月，在邓小平同志正式复出的两个月前，他两次召见了当时中国科学院的领导，提出要把科技工作搞上去，尤其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此后不久，1977年5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科学院主要领导人汇报全国的科技工作。华国锋主席在听取汇报之后讲了一番话，他提出，要召开一个规模很大、能够肃清流毒和澄清思想、调动全国科技工作者积极性的科学大会。他还提出，要搞大规模的宣传活动，给科学家们送奖状，要拍电影、拍电视，让这些科学家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

可以说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中国的科学家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

陈景润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明星

在科学大会的筹备过程中，宣传工作的规模是史无前例的。

为给科学大会造势，很多国家领导人包括华国锋、叶剑英，都为科学大会题词献诗。好些省市都召开了广播动员大会，甚至组织了上百万人收听，还到处张贴宣传画，发行了有关邮票。

最轰动一时的是1978年1月作家徐迟撰写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让中国科学院当时鲜为人知的“科学怪人”陈景润一下子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明星。

陈景润当时还是一名助理研究员。在这篇报告文学发表以前，他可以说是中国科学院里最不起眼的人物之一，因为他始终不想让别人注意到他，这样他就可以有更多时间做自己热爱的科学研究工作。

为了筹备科学大会，我国的科技工作开始全面拨乱反正。科技界迅速恢复科研工作秩序，建立健全有关体制，短期之内就扭转了“文革”所带来的混乱局面。其间，陈景润被破格提升为研究员，中科院数学所还有两位青年数学家杨乐、张广厚由研究实习员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

在筹备科学大会的近10个月时间里，社会上鄙视知识分子的风气得到了彻底扭转。从全国到各个省市，表彰了一大批先进科技工作者和大量的科技成果。仅全国层面，就表彰了862个先进集体、1192名先进科技工作者、7600多项优秀科技成果，各省市、地方表彰的人数和科技成果就更多了。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句话成为当时的流行语。

“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

1978年3月18日至31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胜利召开。与一般偏重于学术的科学会议完全不同，它实际上是中国科技界的一次政治大会。因为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中国科技界未来的路线政策方针，对于随后的中国科技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会议开了10多天的时间，有近6000位代表参加了这个会议。为了召开这次大会，北京其他的全国性会议一律停办，因为当时北京没有那么多住宿的地方，所以几乎北京所有好一点的饭店，统统都腾了出来接待与会者。

第一天的会议由华国锋同志亲自主持，除了主会场人民大会堂外，还有好几个分会场。在开幕式上，邓小平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并着重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观点。

邓小平同志在科学大会上有关知识分子的讲话深入人心，他说：“总的来说，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指战员，因此也可以说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应该说，邓小平同志强调的这些内容，正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我们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中正确的部分，这一席话得到了当时科技界的衷心拥护。

会上还表彰了一批先进集体和先进科技工作者，部分先进代表做了发言。闭幕式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的播音员广播了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书面讲话。当时郭沫若同志已经病重，所以由科委秘书胡平同志模仿他的口吻写了《科学的春天——在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郭沫若同志只修改了其中的两处。这篇讲稿后来曾被收录进中学语文课本里。

讲话稿中这样写道：“科学大会的召开，预示着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这句话画龙点睛，凸显了全国科学大会的历史意义，为大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4月2日，大会结束后，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参加全国科学大会的科学家们，并与大家合影留念。因为人数太多，所以最后只能派部分代表参加合影。

肩负新的使命任重道远

最后，我来说一说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带来的巨大变化，以及科学大会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改革开放路线之间的关系。
　　首先，中国的科技工作开始全面对外开放。“文革”以后，尤其是1972年中美关系出现变化之后，打开了中国科学界向欧美先进科技国家学习交流的大门。在科学大会结束后不久，我国派出了“文革”后第一批参加国际学术交流的科学家，那是1978年4月4日，杨乐、张广厚赴瑞士参加了国际分析学术会议。
　　同时，我国开始向西方科技先进国家派遣留学生。1978年中科院招收的1000多名研究生中，有130多位培训外语后直接送出国留学。高等院校开始鼓励学生留学，国家也向高等院校下达了进修和派遣出国留学的指标，从此开启了20世纪末的中国留学大潮。正是这些留学生，其中有很多人在20世纪90年代末回到中国，包括最近这些年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通过众多的留学生回国效力，使中国的科技逐步跟上了世界科技发展的步伐。

其次，在治理体制方面，让科学家来担任有关机构的领导。中国科学院在1978年3月召开科学大会之前，任命了5位著名科学家担任副院长。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大学、科研机构逐步由专家担任院长、校长、所长。这样，真正完成了科技工作和科技体制的拨乱反正，同时确定了新的秩序体制。

科学大会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沿着这条思路发展，到了1981年，党中央提出“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科技发展方针。从此，中国的科技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值得一提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条路线是从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就开启的。筹备和召开科学大会，是以科技工作为突破口，全面实现科技工作和教育工作的拨乱反正，从而为确立改革开放的路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也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以贯之的基本思想。

总的来说，在中国科学大会从筹备到胜利召开的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科技界和教育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不可逆转的。

今天，我们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中国的科技界正面临着建设科技强国、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重任，肩负新的使命，任重道远。

（摘自2018年5月11日《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