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老年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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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中的上海与上海人

上海日商纱厂工人罢工（图画）

南京路罢市景象

1919年5月7日，上海国民大会现场

罢市标语

“当！当！当！”1919年5月6日上午8点半，位于徐家汇李公祠（即李鸿章祠堂，今为华山路1626号复旦中学）内的复旦大学校园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钟声，打破了象牙塔里的宁静。“啥地方着火了？”诸多不明就里的学子奔出教室、寝室，四处张望。片刻工夫，便有人传来消息：“刚刚是邵先生敲钟！大家奥扫（赶紧）到饭厅集中，伊有要紧事体讲。”学生口中的“邵先生”正是复旦国文部主任兼上海《民国日报》主编邵力子。待到同学们济济一堂，邵力子搬过一张凳子，站在上面，慷慨陈词。他从《中日马关条约》谈起，历数西方列强觊觎我领土和主权的勃勃野心，痛陈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当说到5月4日北京十余所专科以上学校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并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招致反动军警镇压，32名学生身陷囹圄时，在场者莫不热血沸腾、群情激愤，遂当场决定推派代表分赴沪上各大中学校联络，通电营救被捕学生。5月7日上午，上海各学校各团体代表2万余人于西门外公共体育场（今为沪南体育中心）召开国民大会，要求北洋政府惩办卖国贼、释放被捕学生、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的星星之火就此在上海点燃。

进入6月，北洋军阀当局变本加厉，在北京街头大肆逮捕爱国学生。6月5日起，上海工人阶级和商界宣布罢工、罢市，与学界罢课互为声气，群相砥砺。上海人民轰轰烈烈的“三罢”斗争终使五四之火在黄浦江畔成燎原之势，进而席卷神州大地。经由这场雄壮浩大的爱国运动的冲击震荡，“整个中国从沉睡中复苏了，开始焕发出青春的活力。”（出自吴玉章回忆）

汝如欲爱国，国耻不可忘

“商务印书馆印刷所、发行所、编译所于5月9日停业一日”“上海股票商业公会5月9日停止交易一天”“5月9日先施屋顶乐园休业一天”“5月9日宁波旅沪同乡会小学校停课一天”……翻开1919年5月9日《申报》头版，一条条休业或停课启事连篇累牍，扑面而来。

莫非“三罢”斗争就此开端？非也。这还得从5月9日这个不同寻常的日子说起。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政府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威逼利诱下，接受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之大部分条款。消息一经披露，举国震惊，教育界倡议将是日定为“国耻纪念日”。嗣后，每逢“五九”，沪上的学校、商户等都会以讲演、出版、义卖等多种形式，警示民众勿忘国耻。

然而，今时非同往日。巴黎和会竟预谋将德国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北洋政府居然准备在如此不平等的和约上签字！新仇旧恨，怎能不令人义愤填膺！5月4日北京学子那一番惊天动地的爱国举动更是触动人心。这使得1919年沪上的“国耻日”纪念活动一改昔日平和的面目，掀起一股席卷全城的学校停课、商界休业浪潮。虽说持续时间不过一日，却足以彰显民众的爱国情怀。正如望平街（今山东中路北段）书业同仁所言，停业一天“一方对欧洲和会表示吾国民之决心，一方对于北京学生表示敬意”。

在学生爱国热情的感召下，申城各界纷纷投入抵制日货的大潮之中。《申报》《民国日报》《新闻报》等各大报馆联合决定自5月14日起停刊日商广告及日本船期、汇市商情；洋布业和绸缎业决议日货限期抛售库存，不再续订新货；餐饮业则对日本所产鱼翅、干贝、鲍鱼等海味一律弃而不用。三友实业社的工人们为了提高国产“三角牌”毛巾的质量，打破以“铁锚牌”为代表的日本毛巾对中国市场的垄断，勠力同心，不仅组织“工战团”，研究改良工艺，还自愿捐出工资的百分之五，集腋成裘，铸成金牌若干，用作奖励技艺最精湛的同伴。

由于北洋政府对学生提出的正义要求置之不理，5月26日，上海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二万五千余人宣布总罢课。但是，罢课不等于自由散漫、为所欲为。组织者上海学生联合会特地约法三章，要求罢课之后，各校学生除有公务外，不许出校；除宣讲、发传单、调查日货、介绍国货等事外，每人应自修三四小时等。这么一来，学校秩序反倒“比平常加倍严整”，着实出人意料，难怪邵力子乐曰：“这真是可喜之至，可敬之至。”欣慰之余，他又不免忧心忡忡起来：学生们因爱国而奋起罢课，其他市民难道就作壁上观？为此，他在26日的《民国日报》时评里大声疾呼：“上海还有人么？表示上海的民意，不能单靠着学生，学生既有牺牲的精神，还要望一般市民，都来作一致的行动，然后方能积极做去。”不过，日后的事实证明，邵先生的忧虑显然多余。

不除国贼，誓不开市

1919年6月2日适逢端午佳节，这本是角黍包金、箬叶飘香的时令，但上海的大街小巷却全然没有往年那种过节的氛围，人们都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千里之外的北京，因为就在此前一日，北洋政府接连颁布两道命令，一道为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卖国行径辩护，一道诬蔑学生爱国斗争为非法行为。6月3日和4日，北京数千大中学生相继走上街头演讲，宣传反帝爱国思想。当局出动军警，先后逮捕近千名学生。一石激起千层浪，消息传至沪滨，舆论一片哗然，各校学生更是想方设法展开营救。如何救？唯有众志成城，方能共克时艰。于是，学生们分赴南市诸商号，力陈利害关系，恳请商学一致，罢市救国。众商无不为学生的爱国热忱所感动，纷纷应允。即便遇到个别在大义与私利之间举棋不定的店主，学生们也不离不弃，沿街跪求，直至商家点头答应为止。

6月5日清晨，南市大小店家如约罢市。9时以后，闸北、法租界、公共租界各华商店铺亦相继闭门歇业。罢市风潮就像“多米诺骨牌”一般迅速波及全城。时至中午，整个上海除去外侨开设的商店外，几无开门营业的店肆，大世界、天蟾舞台之类的娱乐场所亦概不售票，就连四马路（今福州路）上各色“书寓”“堂子”也一律去除招牌、门灯，谢绝堂唱，以示天良未泯。“商人居然罢市了，真是可敬。”获知商界罢市，多日来悬于邵力子心上的那块石头总算落了地，他兴高采烈地在次日的《民国日报》时评开篇如是写道。

为表达拳拳爱国之心，绝大多数商家在紧闭店门的同时，或在门口张贴白纸黑字的标语，或于门头悬挂横幅、旗帜，有的幅面甚至达一人多高，上书“为良心救国，牺牲私利”“不除国贼誓不开市”“罢市请命、挽救学生”等语。亦不乏言语婉转者，读来颇令人玩味，一家理发店就贴出这般告白：“国事如此，无心整容，诸君不必光顾。”铺天盖地的标语、横幅和旗帜让租界当局抓狂。工部局巡捕房立即出动巡捕，四下巡视，看到标语便强行撕去。众商家随即采取针锋相对的行动，于店门外刷上不少措辞坚决的新标语：“你会撕，我会贴”“我心已决，越扯越贴。”中西巡捕见爱国商民齐心一致，毫无惧色，两手一摊，无计可施。

华界方面，罢市初起，上海县知事公署就发出布告，诬称罢市“实属逾越常轨，扰乱治安”，奉劝商界“迅速开门照常贸易”。商界怎会被一纸告示所胁迫？一日、两日、三日……沪上的罢市斗争依旧气势如虹。6月8日，银行钱庄也加入了辍业的行列。软的不行，当局便来硬的。淞沪警察厅调动大批警力实施弹压，挨户勒令辖区内的商铺开张。胆怯的店主迫于警察的淫威，勉强除去门板，装作营业的样子。俟警察离去，迅即关张。聪明的商人一听说警察要来了，马上将门口的标语换作一纸启事：“召盘歇夏，清理账目，暂停数天。”待吆五喝六的警察前脚一走，他们后脚赶紧揭去启事，将原先的标语复原。

奉松沪护军使卢永祥之命，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樑更是亲自出马，带队前往南市大小东门一带“督战”。凡遇不遵令者，凶蛮悍横的警察就一拥而上，拿着枪柄乱打一阵，强逼商家开市。信古斋古玩店老板杨德林只因与警察争辩数语，就被打成重伤。有道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一旦有顾客入内，那些被迫营业的店老板皆以“无货可卖”消极应对。如此一来，这店面开与不开无异。迨徐国樑的手下撤走，众商又重将店门封闭。

商人们虽然对反动军警横眉冷对，但对于爱国学生却是关心备至，极尽所能给予帮助。四马路的升平楼、青莲阁，南京路（今南京东路）的冠群芳、五芳斋等店专门预备茶水和点心，盛情款待在四近宣传鼓动的童子军、学生队入内休憩。有的店家更是让杂役肩挑置满茶点的木条箱，跟着学生队伍，一路随行，照料他们的吃食。

热血工人，奚忍坐视

就在商界罢市的几乎同时，上海工人罢工潮也汹涌而至。6月5日上午11点半，曹家渡的日商内外棉株式会社第三、第四、第五纱厂五六千工人率先罢工。当天下午一点半，浦东的日商日华纱厂和杨树浦的日商上海纱厂二万余工人亦停工罢作。随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印刷工人及华商、英商和法商电车工人等相率罢工。值得注意的是，与商人罢市多缘自学生宣传鼓动的影响不同，上海工人阶级是甘愿冒着失业的风险，自发组织起来，开展罢工斗争的。若问个中缘由，且看求新机器制造轮船厂工友致《新闻报》编辑部的信函是如何写的：“吾国外交失败，国势颠危，凡属国民同深愤激，是以学界罢课，奔走呼号，商界罢市，哀求挽救。吾工界中人，同此热血，同此天良，际此时期，奚忍坐视？”寥寥数语道出了上海工人阶级的心声。

6月6日午后，求新厂工人集体上街游行，声援学界和商界的爱国举动。一路上，但见沿街商户悬挂的旗帜横幅层层叠叠，煞有气势。但每当阵风掠过，旗幡往往被吹得七歪八斜。再者，标语口号都是用墨汁书写，根本经不住日晒雨淋。回厂后，工人们就凑在一起合计怎样才能把宣传标语做得既结实又醒目。讨论许久，大伙终于想出个法子：集资捐款，在求新厂门口建筑牌楼。不多日，在南市机厂街（今机厂路）口耸立起一座高20米、宽16.7米的铁木结构牌楼。牌楼正上方镌刻四个大字：毋忘国耻。每字约1米见方，百余米开外便可瞧得一清二楚。牌楼顶端还置有一风向标，上题“唤醒国民”四字，随风旋转，一息不停。行人每每路过此处，莫不驻足注目，精神为之振奋。

随着时间的推移，上海罢工风潮愈发猛烈。6月9日午后，申城大雨如注。那天的英商太古轮船公司的码头上，除去忙碌的装卸工人和候船的旅客外，并无其他闲杂人等，较往日清净许多。此刻，太古公司水手朱宝庭却是心潮澎湃。因为数日前，他就与工友一同策划发动罢工。他们印制传单，并积极联络均安公所、善政公所等航运业职工团体，最终达成一致意见，相约于9日下午3时开始举行全行业罢工。“辰光就要到了，大家准备一下。”朱宝庭对同伴说。到了约定的时间，上海海员罢工于无声无息中拉开序幕。在朱宝庭他们的努力下，包括计划于当天下午发船的“北京”号和“宁绍”号客轮在内，太古公司共有5艘船轮机熄火，静静地靠泊在码头。是日，华商、英商、日商各大航运企业的海员、水手、火夫等5千余人陆续离船登岸，沿江沿海客货运输遂陷于停顿。

为了不破坏罢工的一致性，新近驶离港口的船舶也被悉数召回。宝华公司的“宝华”轮在罢工开始之际，已起锚开赴目的地。临近黄昏，行至吴淞口的“宝华”轮收到了回港的电报，当即调转船头，返抵原码头下锭。

6月10日清晨，英商上海华洋德律风公司约350名接线生和150名技术工人在早间换班时宣布辍工。嗣后，他们投书英文《大陆报》（China Press），表明其立场：“我们都是自愿参加的”，“我们罢工纯粹是为了希望释放在北京被扣押的学生”，“释放一切被捕学生，立即罢免卖国贼”。这天上午九时许，当沪宁、沪杭两路的头班列车开行过后，上海铁路工人举行集体罢工。至此，申城水陆交通断绝，上海工人罢工达到最高潮。

五四运动期间，究竟有多少上海工人参与了罢工斗争，并无确切统计。中国工人运动的著名领导人邓中夏后来估算“大概有六七万人”。不过，在邓中夏看来，罢工人数的多寡还是其次，更重要的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罢工开始于这一次，后来中国工人阶级能发展自己阶级的独立力量与独立斗争，显然的此次罢工有很大的影响”。

作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和金融枢纽，上海“三罢”斗争的影响力迅速波及各地，南京、镇江、宁波、厦门、芜湖、杭州、天津、济南、汉口等重要商埠相继出现罢市罢课风潮。面对全国人民的同声讨伐，反动当局如坐针毡，就连松沪护军使卢永祥、沪海道尹沈宝昌也不得不联名致电北洋政府，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失此不图，将成大乱，……民心向背，即时局安危”，要求“将三人（即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笔者注）一并免职，……力顾大局”。

最终，慑于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北洋政府于6月10日免去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12日，当三个卖国贼被罢免的消息在报章上刊出，上海人民无不欢欣鼓舞。这一日，爆竹之声不绝于耳，申城各界于西门外公共体育场集会庆祝，并组织盛大游行。历时一周的上海“三罢”斗争宣告胜利结束。6月28日，中国代表未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

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争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回望百年前这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其中闪现着许许多多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上海人的身影。尽管就个体而言，他们或许是孱弱的，但当数以万计的正义的人们汇聚在一起，迸发出的则是火山爆发般的磅礴力量！尽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未曾留下名姓，但我们应当铭记他们的爱国壮举，铭记这群可敬可爱的上海人！

（摘自2019年5月4日《解放日报》作者张姚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