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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40年改革开放有什么“窍门”

在中国改革之前，苏联改革了，匈牙利改革了，波兰改革了。为什么这些国家的改革最终都没有成功？因为它们是封闭的改革，不是开放的改革，没有真正引进市场机制。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中国经济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外界对此很关注。下面，我想围绕中国改革开放和“一带一路”倡议作一些梳理，并谈谈个人的理解和体会。

从自己的“一带一路”做起

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5年来，我跑了将近30个国家。在这些国家，常被问到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可以保持4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第二，为什么中国要提“一带一路”倡议？

我想先回答第二个问题。有人问我，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政治动机是什么？我给出的答案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从自己的“一带一路”开始做起的。

1978年，邓小平同志提出建立深圳特区。此后花了10年时间，我们建立沿海经济带，包括14个港口城市的开放和5个经济特区的建立。沿海经济带的延伸，就是今天讲的海上丝绸之路。

到了1990年，邓小平同志又提出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从浦东开发开放以来，差不多也是10年时间，长江经济带进一步发展起来。长江经济带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之一，长江也是世界上唯一一条有着2000多公里内河航运的大河。长江经济带往西延伸，就是现在讲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即从中国新疆一直到欧洲这条线。

因为这样的“历史巧合”，所以我们可以把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一带一路”倡议结合起来。接下来，就可以进一步梳理和分析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十个“窍门”。其中，有六个“窍门”对相关国家的发展有参考价值，另外四个可以直接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借鉴。

我从经济发展角度介绍的这十个“窍门”，可视为中国改革开放为什么会成功的十条经验。现在，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世界经济处于相对衰退期。这一过程中的发展，特别是“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怎样发展，需要结合各自的情况作具体分析和研究。

让老百姓的购买力强起来

第一个“窍门”是理论创新。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现在大家对这句话可能习以为常了。但当年讲出这句话可不简单，因为关系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的问题。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说：你们不要争论，因为中国现在还不是马克思讲的那个社会主义，而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然是初级阶段，那市场经济中的很多东西就可以用，同时我们也坚持了社会主义原则。

有人提出，中国现在搞的是国家资本主义。这其实是一个错误理解，没有考虑到中国最基本的土地制度。中国的土地是属于国家和集体所有的：在农村，我们的土地不是私人的，而为集体所有；在城市，我们的土地是国家所有的。这一点，40年来没有变过。所以，从基本的生产要素角度来看，中国现在坚持的还是社会主义，依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充分发展了的社会主义。

类似的理论创新还有很多。它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乃至今天的继续发展开辟了一条大路。

第二个“窍门”是人口红利。

1949年以来，中国人口生育率是很高的。到上世纪70年代后期，这些人的年纪差不多是二十几岁，所以中国当时享有很大的人口红利。现在，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如印度、印度尼西亚，年轻劳动力也很多，但它们还少了一条，那就是中国后面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在一段时间内带来老人扶养系数的减少。于是，计划生育政策和年轻劳动力多叠加在一起，使中国的人口红利效应倍增。

现在，人口红利在中国有逐步减少的迹象，用什么来替代呢？那就是，要把我们的产业升级成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此外，中国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我们的东部、中部和西部发展处于不同阶段。当东部劳动力成本偏高的时候，中西部还有很大发展机会。

第三个“窍门”是中国农村特有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中国农民有了劳动的积极性、生产的积极性。此前，中国搞的是人民公社制度。在这一制度下，很多农民不愿意干活，因为看不到劳动成果怎么归自己。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土地是集体的，但30年的使用权交给农户；　生产的东西上缴集体之外，多出来的那部分是自己的。

一些外国学者不明白，这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什么意义？意义很大。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5年间中国农民的收入就有了显著增长。中国有10亿农民，如果每个农民一年增加几百元收入，市场购买力就随之增强。有了市场购买力，工厂就会加紧生产并开始盈利；工厂盈利了，就要对设备进行更新，重化工业发展也就有了基础。

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改革起步的，农村改革使中国人有了货币购买力。这给今天带来的启示是，“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要发展，就必须让本国老百姓富起来。

各类园区对接外资企业需求

第四个“窍门”是开放和改革。

大家一直讲改革开放，这里为什么要倒过来讲开放改革？实际上，我们是通过开放来促进改革的。比如深圳，它首先是因为开放才带来了改革。深圳离香港很近，它的开放很容易把市场机制引进来，由此来推动改革原来的体制。

进一步引申，中国改革为什么会成功？在中国改革之前，苏联改革了，匈牙利改革了，波兰改革了。为什么这些国家的改革最终都没有成功？因为它们的改革是封闭的改革，不是开放的改革，没有真正引进市场机制。

进一步来看，中国的改革没有在全国一下子推开，而是从沿海港口城市试点开始，从开放开始促进改革。这样一来，就容易找到市场参数。也就是说，可以用市场绩效来衡量改革成功与否。实践反复证明，改革涉及利益关系的调整，必须借助市场机制的力量。

从大环境来说，我们也成功地赶上了世界经济发展较好的时代，即世界经济长周期的一个繁荣期。怎么解释繁荣期？战后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很多产业，最早是在发达国家做起的，到成本竞争阶段而不得不外移，这个时期正好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好赶上了这个重要节点。

这里想提一点，今天美国说中国经济侵略它。其实，搞研究的人心里很清楚，我们曾经有20多年对外资企业实行“超国民待遇”，如“两免三减半”，即两年免税、三年减半征税。我们对外资企业的税从来就没有超过20%。正是因为这样的优惠待遇，很多外资企业在中国形成了产业链。

对中国来说，对外开放创造了很多的就业机会。2.7亿人口从农村来到城市，农村的规模经营也有所扩大，城市里的消费同样快速增长。但是，如果和跨国公司来比较利润，我们得到的其实并不多。可见，中国的对外开放是让大家共赢。所以，我不知道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怎么得出“中国侵略了美国”这样的结论。

第五个“窍门”是园区模式。

40年间，中国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园区。从最早的特区到经济技术开发区，再到后来的工业园区、出口加工区、保税区、高新技术园区……可以说，中国城市的发展、制造业的发展是依托园区在发展的。

在近年来的考察中，我发现“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也有很多园区。为什么发展中国家最初引进外资的时候都要搞园区？这是值得研究的。当然，它并不意味着所有地方搞园区都会成功。从经济学的定义来说，园区是一种简易的城市化模式。中国在1978年的时候，城市化系数是18.6%，即100个人中只有18.6个人住在城市。上海当时的城市建成区大约居住1100万人口，但中心城区只有150平方公里。大量外资要来设厂，需要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配套。不可能凭空造一个城，最可行的办法就是建造园区。园区里面规划好道路、水电，以此来满足外资企业的需要。

非均衡发展形成好的示范

第六个“窍门”是允许国有土地、集体土地转让使用权。

大家如果对中国的发展有所了解，就会发现有一个现象比较奇怪：1978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有200美元，为什么有钱去投资、去建设？这是因为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就是允许国有土地、集体土地可以有偿使用。这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学习的。

前几年有个估算，从土地有偿转让中，中国一共得到了30万亿元的建设资金。最好的案例是浦东开发开放。当时，中央没有给上海多少钱，而上海每年还要交出去120亿元，所以上海本身也没有多少钱可以投到浦东新区的建设中。浦东新区的建设和深圳特区的建设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深圳一开始是小渔镇，人口只有20万，不需要向中央交出部分财政收入。那么，浦东开发开放的第一笔钱从哪里来？广东是财政优惠政策，而上海用的是金融政策，其中第一笔本金的来源就是土地批租。

此后，上海逐步成立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外汇交易市场、黄金交易所、钻石交易所、石油交易所等，金融要素都集聚在上海，就把金融逐步发展起来了。所以，上海现在成了金融中心。

第七个“窍门”是非均衡发展模式。

通俗地讲，就是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人的发展。中国最早的发展是从东部沿海开始的，因为相关区域的开放条件最好、运输成本最低；东部发展了，再带动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发展。这对今天“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可以从最有条件、安全性好、经济成长性好、经济位置比较重要的国家和城市先做起来，形成好的案例和示范，继而推动整个“一带一路”的建设。这也符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初衷。

当今世界，不能靠打贸易战乃至战争来解决问题。这只会让人民的生活越来越艰难。中国的发展不只解决了13亿人的温饱问题，同时也带来了世界经济的繁荣。我们真诚地希望通过“一带一路”带动亚欧腹地乃至整个区域的发展，进而为世界经济带来新一轮繁荣。

财税改革调动地方积极性

第八个“窍门”是财政政策。

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能够充满活力，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于中国采取了财政包干制。由此，除了交给中央政府的固定部分之外，剩下的更多收入都归地方。这赋予了地方政府更大的积极性。

但问题很快也来了，包干制容易导致分散，中央政府对各地的统筹协调能力遭受影响。如果不能很好地协调地方，就会出现问题。于是，到了1994年，中国开始搞分税制。

分税制和财政包干的区别在哪里？简单来说，分税制就是地方收入增长、中央收入也在增长，因为是按照比例的。这样一来，既保证了地方的积极性，又能让中央财政随着地方收入的增长而获得增长。

现在来看，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主要取决于三大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开放，特别是外资企业的大量进入。第二个因素就是实行分税制，企业交税可以进项抵扣。随着税负下降，企业发展变得更快。第三个因素是2000年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个放到后面讲。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本土企业开始迅速成长起来。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原来我们讲跨国公司，一直认为只有发达国家的公司才有，但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冒出来了一大批本土的跨国公司。

不只是制造业，中国还在2012年开始对第三产业实行分税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经济保持了中高速增长。背后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当制造业的增长速度下降之时，第三产业的增速上来了。实行分税制以来，中国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始终保持在10%左右。这就为制造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时间。

对此，可以用一个形象的说法来解释：骑自行车不能骑得太慢。只有保持一定速度，才能真正驾驭自行车。在结构调整当中，由于第三产业得到发展，中国国内的消费力得以提升。最低的时候，中国百姓的消费率只占总消费的38%，现在已增长至70%。从这个角度来看，出口对中国GDP的贡献率已降得很低，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国内消费。

一轮轮开发推动变革深化

第九个“窍门”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当初中国没有加入关贸总协定，因为各个国家和中国谈判的要价都很高。1995年，关贸总协定转化为世界贸易组织后，又进行了一轮谈判。中国政府判断：如果再不进去，以后的开价可能会更高，所以还是克服种种困难顺利加入了。当时，不少做研究的人感到比较悲观，认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农业会垮掉。理由是，中国的一个农民只种几亩地，跟美国的农场主不能相比；还有人提出，中国的汽车产业会垮掉。现在看来，这些担忧是杞人忧天。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最快的。如果说沿海港口城市开放搞特区是第一步开放，那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是第二轮开放，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深化改革。我相信，中国推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会迎来第三轮更为全面、更高质量的开放。

第十个“窍门”是渐进式改革，而不是激进的改革。

这里，可以把中国的改革和波兰的改革作一下比较。当年，波兰的改革是请美国的一个教授来作顾问的。这个美国人给波兰设计的方案是价格改革一步到位。中国的改革却不一样，我们不讲求“一步到位”，而坚持渐进式改革。用邓小平同志的话来说，不知道这条河的深浅，就摸着石头过河，把石头踩准了就跨一步，踩不准就回来。“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改革的重要方法论。

改革开放最初为什么不搞广州特区，而要在深圳那个小地方设立特区？就是因为考虑安全性问题，试验成功固然好，即便不成功，损失也不会太大。为什么建浦东新区而不是搞上海新区，也是同样的道理。这些都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具体彰显。

在实践过程中，我们还会不断总结经验。比如，中国人原先不怎么懂得市场经济。如果迈得太快，难免会犯大错误。通过40年的探索和比较，我们逐步积累了搞市场经济的丰富经验，进而得以从方法论上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中国改革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

思想者小传

王战　上海市社联主席、教授，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上海市委副秘书长、上海市委研究室主任、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成果有《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上海》《九十年代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研究》《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修订咨询研究报告》《上海世博会主题研究》等。　

（摘自2018年7月24日《解放日报》此文系王战教授在2018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上海班）的演讲选自上观新闻“思想汇”栏目栏目主编王珍整理人王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