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老年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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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养老谁做主

你想过自己的老年生活是什么样吗？你为自己如何养老认真盘算过吗？那会是迟暮的无奈还是新生活的开篇？初春，从沪上城区到市郊，记者走进很多老人的生活，倾听他们的养老故事，或许他就在你身边，或许他的今天正预演着你的明天。

过上幸福的晚年生活是每个人的权利受访者供图

看书、读报、写文章，是王老师现在的日常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新民晚报记者毛丽君摄

79岁的何奶奶在“四堂间”吃饭

陈奶奶和段爷爷是五里桥综合为老服务中心的“夫妻档”

王阿婆养成了每天记录生活的习惯

一场自作主张的自我选择

过去的2018年对于年近七旬的冉先生来说，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他“下了很大的决心，鼓起了很大的勇气，做了件很大的事情”。这一年，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卖掉了名下唯一的房产，和市中心一个高端养老机构签订长住合同，理清了房子里的各种物件，和自己的前半生来了一次空前绝后的断舍离。

三月，冉先生和结婚38年的梅女士搬进了专业的养老机构，这里交通便捷，离自己原来生活的圈子不远，原先生活的节奏并不会因此有太大的变化，然后，抛开一日三餐、房屋漏水、电器罢工等一些日常琐事后，老两口终于开启了看看书、练练字、写写东西、锻炼锻炼身体的日子。更重要的是，如果再有突发的病痛，这里24小时的医护服务和医院的绿色通道，让他们心里有底。

说起卖房养老的这一举动，冉先生说有两件事情刺激了他。三年前的某一天，冉先生突然晕倒在床，老伴想要用轮椅推他去医院，遭遇的却是推也推不动的无助；一年多前，老伴跌倒骨折了，家里的日常生活完全乱套了。“女儿生活在国外，将来养老靠谁？不要等到不能选择的时候被选择，那会更痛苦。”虽然退休的时候冉先生便已经开始考虑养老的事，但突如其来的病痛前所未有地刺激着他的神经，他决定为自己找一个妥当的、可靠的养老方式。

他说，你永远不会知道意外和明天谁先来；他告诫自己，不要像能活1000岁那样活着；他清楚地意识到，人应该要对自己的生活有信心，但不能对自己的健康太有信心。

琢磨再三，在和家人商量后，冉先生夫妇决定：以房养老，速战速决。从作出这一决定到实施，不过10个月时间。这10个月里，他们卖掉了住了十五六年的老屋，考察了10多家养老机构，并试住了其中5家，最终在女儿的见证下签下了某长者服务公寓的入住合同，开始了自己机构养老的生活。

为什么不干脆出国和亲人一起居住？冉先生说，这是一种心结。早些年有移民的机会，他们放弃了。看到很多在国外的同学，到了60多岁的年纪都在考虑叶落归根，他们就决定养老一定要在故土。“我们经常去国外旅游，这些年走了四五十个国家，更加坚定了我们要在故土养老的想法。”

真正让他们纠结和不舍的，是和房子里的人生作别。几十年攒下来的那些扔不掉的东西，承载了他们太多的回忆。这一场“断舍离”，让他们觉得像是在给自己“料理后事”。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对“家”的意义也有了新的认识。把房子交给买家后，离入住养老机构还有几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里，夫妇俩成了“四海为家”的“旅人”，从海南到云南，从崇明到青浦，冉先生说：“只要两个人在一起，就是一个家。”

这一场“自作主张”的“自主选择”，在经过纠结痛苦的“自我了断”后，冉先生觉得自己离“自得其乐”的日子近了。他说，盘活自己的存量资产为自己养老是理所应当的事，女儿对此表示理解也支持。虽然也有风险，有人不理解，有人劝告，但做什么没有风险呢？于他而言，“自己认为合适的才是最好的”，无需太在意别人的看法。

未来的日子里，按照冉先生和梅女士的规划，他们还是会经常出去旅游，携手去看这个世界上很美、很好的风景。

一段“迟到”的人生享受

“我就想找一个空气好、阳光好、环境好，方便走动又安全的地方。”2016年，王学勉的老伴去世了，痛苦之余，83岁的他开始认真考虑自己的养老问题。

和子女住在一起不是不行，只不过也有诸多不便，比如吃饭。老人家的口味和饭点都和年轻人不一样，碰上子女上班的日子，只能是早上烧好的饭菜，到点了自己热着吃。平日自己一个人在家进进出出，总觉得日子过得无比漫长。

退休前，王学勉是松江区叶榭中学的一名英语老师。因为想当老师，上世纪50年代他毅然离开松江县委，丢掉公务员的“金饭碗”，考进了上海师范大学。作为上师大第一届毕业生，他如愿以偿地当了一辈子老师。

叶榭镇堰泾村里“藏”着一个特别的地方，叫“幸福老人村”。这个由9户农家10栋房子改建而成的养老院，在亲戚的引荐下，成了王老师的“目标”。“我自己先来看的，后来儿子、女儿，还有一些知道我要到这里来的学生都来看了，大家都觉得很满意。”于是，2018年8月，王老师正式成为了“幸福老人村”的一员。

通往“幸福老人村”的路并不宽，两旁是成排的水杉，再近点的地方，一边是农田，一边则种满了桃树。专业的养老机构租下了农户的房子，既保留最原始的居住形态，又进行了适老改造，38位老人和部分农户共同居住，别有一番天地。

王老师说，住到这里后，不用为生活上的琐事操心，他节省了很多时间。省下的时间用来做什么？要做的事可多了，看书报、写文章、读外语……就好比上了个老年大学，自己进修。“教学相长”是他一直秉持的理念，退休的20多年里，他始终坚持一边学一边教，把一批又一批学生送进了大学的课堂。

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是锻炼身体。王老师腰不好，他说除了靠养，还要靠锻炼。在老人村里住着的时候，只要天气好，他每天都要走上三五公里路，拄着拐杖，走得慢不怕，这里空气好，环境好，安全。他说，现在觉得自己是在享受人生，读书、看报、锻炼身体，做自己想做的事，闲来和老伙伴们聊聊天，日子过得飞快。

老伴在的时候怎么没考虑早点到机构里养老？“她不肯的。”在他的记忆里，老伴这一辈子都没放下过孩子们的事。如果能放下，桃花开的时候，想必这里定会多一双携手散步的身影。

一份无奈背后的意外收获

从2007年算起，陈奶奶和段爷爷已经享受12年社区里的养老服务，从日间照料站到长者照护之家再到接下来的养老院。2019年3月，陈奶奶要把段爷爷送进家门口的养老院了，白天她可以在日间照护中心陪他吃饭、打牌；晚上，打开家里的窗户，隔着一条过道就能看到他住的地方。

陈多加，83岁；段洪生，92岁。结婚63年。五里桥街道综合为老服务中心里的“夫妻档”。

见到陈奶奶时，她化了精致的妆，衣着讲究，烫着二三十年代挂画上上海小姐那样的卷发，精神矍铄，笑容亲切。一旁的段爷爷，军人出身，多次在战场上立下战功，如今，拄着拐杖，话不多，陈奶奶说话的时候，他就在一旁坐着，从不打断。

“十几年前我也没想过自己会住养老院，现在我觉得养老院是我家，我住定了。等哪天我不方便照顾自己了，就把房子租出去，住到这里来。”陈奶奶一生吃过很多苦，却始终是个要强的人。她有三个孩子，1996年年仅39岁的女儿去世给了她不小的打击，没想到2003年小儿子也去世了，“我当时就想，我们老了怎么办，想着对大儿子好点，以后养老都靠他了，没想到最后还是靠自己。”

和大儿子之间的事，陈奶奶并没有多说，只说2014年她查出肠癌晚期，住院手术期间，儿子几乎没去陪过床，照顾她的反倒是街道日间照料站的工作人员；如今，她定期去医院复查，每次都需要住院十天半个月，这时候段爷爷便住进街道综合为老服务中心的长者照护之家，省去了她的后顾之忧。“如果没有养老院，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

如今他们年纪大了，段爷爷穿衣、吃药，晚上起夜、盖被都要陈奶奶照顾，让她有点吃不消。“有时候一晚上要起来四五次，我自己身体也不好，我们商量了一下，准备让他在这里长住，他有专业的人照顾，我也能休息好，对我们俩都好。”

常年活跃在街道老年人队伍里的陈奶奶是社区里各种活动的积极分子，性格开朗、乐于奉献的她和养老机构里工作人员的关系非常好。起初接触养老服务或许多少出于无奈，但这无奈的选择却让她收获了意外的温暖。“我儿子、女儿没有了，他们就是我的孩子，是我的家人。”说这话时，陈奶奶哭了，眼泪里有苦涩，但传递更多的是幸福。

“马上要住进来了，心情怎么样啊?”

“欢喜得不得了。”段爷爷说话非常简洁，倒是脸上露出几分顽童般狡黠的笑意把大家都逗乐了。

一首睦邻的陪伴之歌

说起这个“四堂间”，“堂主”余迪怡笑着说是抓阄抓来的。事实也是如此。当初关港村要建“四堂间”的时候，十个村民小组都抢着要，“多亏我老公手气好”，余堂主说，看着别人村里有，我们羡慕得不得了。

“四堂间”的故事要从一碗红烧肉说起。据说在某次大调研中，奉贤区民政局的某位领导来到一位高龄独居老人家中，见老人吃的一碗红烧肉都已经有些长毛了，老人却舍不得扔，说热热还能吃。“一碗红烧肉吃一个星期”，郊区的老人大多守着自己的房子和农田生活，年纪大了，吃饭问题怎么解决？

2015年“四堂间”在奉贤开始试行。“四堂”指的是饭堂、客堂、厅堂、学堂，说白了就是给老人们一个吃饭、聚会、聊天的场所，而这些场所租用的都是农户自己的房子，服务的都是周边的邻里。尽管这一做法如今已在奉贤全面铺开，“四堂间”仍是老人们抓阄抢着要的香饽饽。

西渡街道关港村二组村民们的这个“四堂间”租用的是86岁老人陆海江大儿子的房子。房子没被租用的时候，陆爷爷和老伴两个人住着替儿子看房子，自己买汏烧，多少有些冷清。现在房子租出去了，他们也成了这里的常客，每天在这里吃饭，和老邻居们一起看看电视、聊聊天，热热闹闹的，“比以前开心多了”。

上午十点刚过，来吃饭的老人们陆续出现。趁着还没送餐的间隙，老人们坐在一起闲话家常，笑声不断。“我们这里平时老人们会一起做做操，唱唱歌，做做手工，每个月还有2-3次区里配送的小戏，沪剧啊、越剧啊，老人们可喜欢看呢。”余堂主退休前可是村里管财务的干部，说起这些，她一边翻着整整齐齐的活动记录，一边问一旁的老姐妹，“前两天的戏好看吗？”

“好看，好看。”一旁的何奶奶乐得合不拢嘴。2018年3月这个“四堂间”正式投入使用时，她就开始了在这里吃午饭的日子。荤素搭配，一顿饭6块钱，好吃还省事，吃完和大家坐着聊会儿天，一般待到两三点钟才回家。“走到家也就几分钟，很方便。”

“四堂间好，四堂间好，四堂间的老人生活质量高……”一时兴起，余堂主和老人们一起唱起了“堂歌”，唱得忘词了，老伙伴们面面相觑，继而哈哈大笑，这一幕，有趣而温馨。

一个不可逆的挑战

“今朝的报纸来了吗?”步履稳健的王阿婆面带笑意地向工作人员询问，这和她儿子口中“只能侧身挪动、不时在地上撒泼打滚”的样子完全不同，迎面走来的她看上去和一般和善的老人家没什么不同，简单交流也没有任何问题。

“认知障碍的老人几乎看不出什么不同。”一年多前，王先生把母亲送进了石门二路综合为老服务中心的长者照护之家，这里一般收住60岁以上需中短期住养的老人、骨折术后康复老人和认知障碍的老人。

88岁的王阿婆已经第三次住进来了。“父亲去世后，妈妈在生活上有点不适应。有一天，她出门回家，拿着大门钥匙开了几个小时的门也没打开，我们反复教也教不会，我才意识到问题大了。”回想起那段日子，王先生说家里的生活完全乱套了。王阿婆经常做出一些怪异的行为，有时候外出吃饭，她会突然坐在儿子身上要求喂食，或者干脆钻到桌子底下，“她虽然年纪大了，但还是应该活得有尊严。”

“经过慎重考虑，我们决定送她到专业的机构调理，一方面我们没有专业的知识和能力帮助她康复，另一方面家里的条件也无法保证她的安全。”起初，王阿婆对这个决定是抵触的，“从她的观念上来说，她抵触进养老机构，应该是怕被家人和社会抛弃。”

让王先生没想到的是，住进来之后，王阿婆不肯走了。“这里的工作人员会跟我们了解我妈妈以前的工作、生活习惯和兴趣爱好，发现她喜欢看报纸，就让她当起了‘图书管理员’，加上药物的治疗、日常的活动安排，她在这里生活得很规律，也很开心。”

石门二路综合为老服务中心的长者照护之家仅有10个床位，床位十分紧张。几次期满回家，王阿婆都吵着要再住进去。“我妈妈以为是她表现不好，机构不收她了，她还跟工作人员说，以后我表现得好点，你们别让我回去了。”面对她孩子般的请求，王先生有些哭笑不得，“如果可以，我们也希望她可以在这里得到专业的照护，毕竟认知障碍是不可逆的，我们希望她可以安全、开心地过完余下的日子。”

如今，在长者照护之家的王阿婆养成了记录自己生活日常的习惯，每做完一件事，她都会规规整整地记录在小本子上，什么时候吃药，什么时候吃饭，吃了什么……事无巨细，这对延缓她的症状很有帮助。

出太阳的日子，王阿婆喜欢把床上的被子摊开，透透气。“她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犯病了，我们也可以安心工作。天气好的时候，她的心情也会好很多，我有空就来陪她聊聊天，讲讲亲戚朋友最近又有什么新鲜事，就像在家里一样。但如果这里不能待了，怎么办？”到时，他们要如何应对这个挑战？这个疑问就像这个季节的云团，一直在王先生的脑海里笼罩着，不知何时才会放晴?

【记者手记】

明天你会在哪里？

大概十年前接触“养老”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对养老并没有太多感性的认识，最深的印象不过是每年新增多少养老床位、新建多少助餐点，很少沉得下心去感受这些数字背后的温度。

时隔十年，当我为了采访往来于不同的机构，坐在不同的老人身边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事时，我看到了上海养老事业这么多年的变化，这些变化绝不仅仅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这里面有泪水、有焦虑、有笑容、有期待。

上海的养老正在经历着从量到质的变化。不论是机构的数量、工作的细分、服务的质量还是人们的观念都在变。前不久市政府发布了今年的实事项目，上海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处处长陈跃斌在解读养老相关条款时曾描绘过未来养老的场景：养老院的“围墙”被打破了，和社区的资源深度整合，老百姓可以按需点单……如今看，越来越多的老人，在自己的养老方式上掌握了主动权，他们可以规划，可以有选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关注养老，开始懂得未雨绸缪的重要性。

当然，养老还有很多痛点没解决。比如王先生所焦虑的认知障碍老人的长期照护问题，比如像陈奶奶和段爷爷这样的情况，长护险或其他社会资源是否可以更加关注并有所倾斜，比如郊区好的养老资源如何吸引更多老人入住，再比如冉先生夫妇在做出对于他们来说几乎是没有“回头路”的选择时，他们所承担的风险能否降到最低……每个人都会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愿你也可以好好想想养老这件事。

（摘自2019年3月2日《新民晚报》记者毛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