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的北京，初秋的阳光洒在老旧的地板上。97岁的老太太坐在和煦的阳光里，一件红色衬衫、一条呢子长裤，搭配一双黑色皮鞋，一头白发，平和地笑着。如果不是窗台上那些“随意”堆放的奖杯；如果不是墙上周恩来总理亲切握手的黑白照片；如果不是角落里一幅“凛然江姐真英雄 烈火铁窗得永生”的小楷……很难想象这间十来平米客厅的主人，是新中国电影艺术家、事业家于蓝。

新中国成立前，她演过很多舞台剧；新中国成立后，她又演了很多电影。我问她，更喜欢做哪件事。于蓝说，“我还是看剧本。”那什么是好剧本？她说：“真实的，就是好的。”

去延安  走了一千多里路

关于17岁的很多事，97岁的于蓝已记不真切了。但她记得1938年7月，自己从于佩文改名于蓝，“蓝，万里无云，蓝天的蓝”；她也记得从天津出发，到北平，然后跋山涉水，穿过敌人占领区的缝隙，渡过波浪滔天的黄河，一路走到了延安；记得看到宝塔山的那一天，是1938年10月24日。

她还记得，到延安的第二天，自己拿到一张纸，要填上姓名、年龄、籍贯和简历，“拿起这表格，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两边各一行醒目的铅印字，一边是‘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另一边是，‘对革命无限忠诚’，一下子我的眼睛就热了。”尽管走了一千多里路，尽管受了一些苦，但被视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这让于蓝觉得很骄傲，“我决心迎着一切艰苦，不辱没这‘优秀儿女’的称号。”而后的80年，她一生为此努力。

她清晰地记得，1939年2月17日，她和其他十几个年轻人，一起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党还处在秘密状态，在山上的一个窑洞，油灯闪闪，映着墙上的鲜红党旗，旗的下面是用毛笔写的入党誓词。”于蓝说，永远地记住了那个夜晚，记住了自己举起右手、攥紧拳头的样子。

于蓝说自己最初想当一名工程师，修桥筑路报效祖国，“不过延安没有这样的学校，我便想先去鲁艺‘玩’两年。”见记者表情惊讶，老太太认真地补充说，那时候自己对“艺术”二字毫无理解，只是愿意看戏、看电影，还看得十分入迷。就是这个当时把看戏当作是“玩”，自言对艺术毫无理解的人，1940年春天被鲁艺挑去做了女演员，走向了艺术之门。

从舞台到镜头，从戏剧到电影，于蓝的每一步走得都不轻松。33岁时候，她鼓起勇气，报名、考试，重新做一名“小学生”，在中央戏剧学院跟着苏联专家库里涅夫从头学表演。“真是从‘ABC’开始学起的，那些课程是：注意力集中、肌肉松弛、想象、改变舞台态度、动作地点的改变、无实物练习……”在学习中，苏联专家不断地告诉他们要观察生活，他说，你们的艺术是为了谁？”

那一年半的学习，最终教会于蓝和她的同学，要艺术地影响观众，“使观众在离开剧场后仍然记住这些人物，好像是他们的生活中的人物。”这些话，于蓝反复地跟我说，甚至请她给晚报读者写句问好的话时，她颤抖着手，仍认真地写道，“于蓝敬爱的人物，是生活中的真实人物”。

演江姐  一个有血有肉的温柔女性

所有学习的体悟、表演的经验，最后凝聚在一个角色上。那个角色凛然就义的神情，在后来的五十多年，几乎成为人们印象里最“于蓝”的模样。

1961年冬天，于蓝在医院检查身体，从《中国青年报》上读到了小说《红岩》部分章节的连载，忍不住地要读给病友听。这是她和“江姐”缘分的开始。1962年冬，于蓝和导演水华前往重庆，广泛地接触了在那个时代里进行斗争而还幸存的共产党人，许多共产党人的事迹，比小说、比原型人物的诉说，更打动她。回北京后，他们整理出来的资料足有20万字。“这些资料，我视为珍宝，一直藏在家中。”于蓝告诉我说，正是这些真实的故事，让她触摸到了烈士们的言谈笑貌和铁骨铮铮，“这使得我走进了江姐的内心。”

但到了1963年夏天，他们整理出的第三稿仍不够理想，无法投入拍摄，“没办法了，经过水华和汪洋（时任北影厂厂长）的努力，说服了夏衍，答应帮助我们完成《红岩》的拍摄文学本。”那年冬天，在广东新会，夏衍听了三天汇报后忽然问了一句，“你们为什么不写江姐？”原来，第三稿的剧本江姐还只有两场戏。“我记得夏衍说，江姐的经历多么感人，她原本有丈夫、有孩子，而后来丈夫牺牲了，她又被捕了，老百姓会关心她的命运的。”一周后，夏衍拿出了第四稿剧本，《烈火中永生》开拍了。“虽然还不是一个足够完满的本子，但自1965年夏天，这部电影上映以来，的确实实在在感染和激励了几代人。”

坐在北京初秋的阳光里，回想起自己五十多年前塑造的人物，于蓝认真道：“有人评述夏衍同志的剧本特点，是通过人物的命运来塑造人物，把党性原则融化在艺术规律之中。他确实是电影艺术的先驱者，真正的行家里手，把我们引上了成功之路。”

夏衍对江姐这个角色其实还有特别的贡献，他改编后特地叮嘱，“于蓝，你演江姐，千万不要演成刘胡兰式的女英雄，也不是赵一曼。”于是，银幕里，江姐就是江姐，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温柔的女性，是一个在许多纷杂环境下，都能有条不紊去处理、去解决、去面对问题的“平凡”的妇女。

这份“有条不紊”最典型的呈现，或许就是江姐就义前的平静。“应该怎样去塑造这一段共产党人的生离死别？”于蓝自问自答，她和许云峰共赴刑场时候，他们同时也各自用对共产主义理想必胜的目光来告别同志们，“我自己也很满意这场戏，每当壮烈的国际歌旋律响起，不管什么时候再看，我仍觉得激动、入戏。”

当厂长  人生难免有遗憾

尽管《烈火中永生》经过历史的考验，尽管许云峰、江姐永远地活在了人们的心中，但于蓝说，江姐的创作也还有遗憾，“比如和双枪老太婆会面那场戏，我还应该演得更好一些。该是在这位妈妈的劝慰下，江姐哭了起来，但最后，她忍住泪水对妈妈说，‘我不能带着眼泪干革命’。这样，就比一直控制不哭出来的拘谨克制，会更真实，更好些。”她又一次提到了真实。

生活的遗憾不止于此。1972年落实政策后，于蓝得到第一批回厂的待遇，但拍摄电影《侦察兵》，她发现干校摔伤后，自己面颊内部有个伤疤，已不能自如地控制表情，于是就此告别银幕。“总有一点遗憾”，如今回想起来，于蓝淡淡地说。

既然不能再当演员，她便决心去学习导演，没有什么困难是不能克服的。就像后来60岁的于蓝投身儿童电影事业，从无到有，一干20年，干出了一片天。

1981年，文化部党组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决定成立儿童电影制片厂。万事开头难，于蓝还记得筹建儿影厂新楼的那个冬天特别冷，简易房像是抗震棚，一天清晨，她去上班，伸手拉门把手，谁知门刚刚拉开，又猛地弹了回去，“当时只觉得手有些疼，抽回手来，右手的无名指端流了许多血，仔细一看，无名指的指尖黏在了门把手上。”听着都叫人觉得生疼的细节，于蓝讲来却语气平和。这个厂长握着自己断了的手指，坐车去了医院。可惜，医生清洗手指后判断再植感染的风险不小，“当时刚刚建厂半年，工作十分紧张，我实在也不愿耽误时间，就把断下来的指尖扔进了废弃桶内，缝了几针就回了厂里。”如今，于蓝右手无名指仍缺了一小节，她笑着摩挲着手指说，“算是一个珍贵的纪念吧。”

那时候的儿影厂，不仅有于蓝这样六七十岁的老电影人，还有从电影学院来实习的张艺谋、冯小宁、张建亚、谢小晶、田壮壮，“后来他们都是极有成就的第五代导演，但我想他们是在儿童电影这块绿洲上，开始走进电影事业的美好时光。”于蓝的神情里，难得地掠过一抹骄傲。其实那十多年，她和她所带领团队真的值得骄傲，他们用爱和汗水，先后拍出了《红象》《少年彭德怀》《鸽子迷奇遇》《哦！香雪》《豆蔻年华》《我的九月》《好爸爸、坏爸爸》等儿童电影佳作，温暖和陪伴了一代代孩子的成长。

记者手记：我不是江姐

在很多观众的印象里，于蓝就是江姐。但于蓝说，我不是江姐。

她是一个妻子，丈夫田方在她心里永远是最好的演员，“我们家他演技最好，我第二吧，田壮壮的表演实践还不够。”她是一个母亲，聊起经常回家来陪她一起午饭的儿子，嘴角不自觉地露出了笑意，温暖恬静；她也是一个普通的97岁老太，每天早睡早起，腿脚不太利索，听力也不够好，但还会看看新闻和电视剧……她是一个老电影人，她说自己只是扮演过江姐。

但她又是江姐。她们是同时代人，怀揣着同样的理想——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并为此奉献了青春和热血。她同样个性坚毅沉稳，从来没有怕过生活的难。抗日时期，境遇再难，她对自己说“我有这个力量，就能扛过去”；刚演话剧的时候，被人质问，你们是在演英雄和美人吗？她下定决心，以后“不求美，只求真”；初登银幕的时候，被人说脖子太细、肩膀太薄、眼睛太大，也曾无所适从，“我就问自己，我追求的是什么呢，是要演好戏，那就努力，把这个事儿干好了。” 

（摘自2018年9月16日《新民晚报》  作者孙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