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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岁大弟子罗时钧谈“钱学森之问”

早在加州理工学院，他就曾作为钱学森指导的第一位博士生、深得器重的“大弟子”，为恩师出任助教。

罗时钧当年上课情景。

罗时钧近照。均资料照片

1950年那艘著名的装载了100多位归国留学生、学者的“威尔逊总统号”邮轮上，有年轻的邓稼先，也有在日本横滨被扣留入狱的三位中国学者——后对新中国核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原子物理学家赵忠尧，生物学博士沈善炯，及他。三人被扣数月，震惊中外，终被营救归国，和钱学森冲破重重阻挠、历时5年回国一样，是新中国经典故事。

著名的哈军工组建之初，院长陈赓点名要两人，一是庄逢甘，一是他。

再后来，国防部五院成立时，又点名要他。

他开创性地编写了新中国第一部中文空气动力学教材，专门为新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架新型超声速飞机研发计算公式，呕心沥血培养几代航空人才做出开创性贡献，学术突破在上世纪80年代就成为“国际上首次”。

桃李不言。一直埋首执教我国军工要域重地的他，2018年因一位学生进入公众视野——网友热追的“超级学霸”“航空少帅”“枭龙、歼20总设计师”杨伟，在央视节目深情披露：1978年，自己15岁，中考斩获满分700分的699分，高中仅上两周，破格参加高考，“有几所大学非常想录我，但是由于我是色弱，不符合我报考专业的要求，招生老师们都非常惋惜。西工大（西北工业大学）的招生老师不忍放弃，向当时他们的系主任罗时钧老师打电话请示。罗老师当即就说，招啊，我也是色弱，就招到我的专业”。

采访中，问罗老：您怎么看“钱学森之问”？

他嘿嘿一乐：是说我们培养不出拔尖人才对吧，嗯，是，这是老师的看法。

做学问，搞研究，要有点远大的志向，要立“为国之志”

1937年7月28日，北平一处四合院上空，飞过一排排日寇战机。扔下的炸弹震动了全院，让身在现场的一位7岁孩童，铭心刻骨。这便是后来成为新中国战斗机歼8总设计师的顾诵芬。

同在那时，远在江西，大他7岁的罗时钧，也亲历了一次日机轰炸。从此立志，“航空救国”。

96岁的罗老记忆清晰如昨：“我家住在南昌市区，老房子，两层楼。楼下住一户人家，楼上是阳台，晾衣服的。我们先是看热闹似的，刚开始爬到阳台上去，看日本人的双翼机在空中盘旋，好像不止一架，看得见机身上的膏药旗。后来就丢炸弹了，爆炸的地方离得不是太远，我们在阳台上看得很清楚，相当清楚，就看着炸弹丢下来。爆炸了才知道，严重了，日本人来真的了，轰炸我们领土。赶紧跑啊，往乡下走，我伯父在乡下，我们就往乡下走，当时都往乡下跑。”

他就读的中学，也就此一步一步逃离。先是到南昌附近。日本飞机跟着炸。再进一步跑，一直跑到赣南。偌大的中国，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这句话是罗时钧们的真实写照。

问老人：这跟您后来从事航空有关系吗？老人未等话音落：“有关系。对付日本，要有飞机。他用飞机来炸，我们必须用飞机对抗。学航空，就是这个愿望，对付日本鬼子，航空救国。”

大陆的空间更大。我的志向，就是要回大陆，建设新中国

也正因此，虽然父亲、姐姐当时都已在台湾，但1950年在加州理工学院博士毕业的27岁罗时钧，还是和100多位留学生、学者一起，上了驶往新中国的那艘船。

哪怕在日本横滨被扣押下船，羁押数月期间，台湾方面特意派台大校长傅斯年来邀就职，也坚拒不去。

记者：当时父亲、姐姐都在台湾，您为什么坚持要回大陆？

罗时钧：对，当时他们都在台湾。对我来说，那时候新中国成立了，新起来的，是进步的。为了国家的发展，大陆的空间更大。这是很清楚的事。所以我的志向，就是要回大陆，建设新中国。

回国的船上，大家一直在热烈讨论，讨论回大陆参加建设新中国，感到新的中国各方面都会有进步，有发展。愿望就是这个。

记者：当时知道回国具体做什么吗？

罗时钧：那不知道。就是满怀希望。大多数回国的留学生，都是抱着这个希望的。聊天谈很多啦，大家都是大学刚毕业嘛，能有机会回国，为新中国出力，都很珍惜。

记者：据说本来要抓的是罗沛霖？

罗时钧：罗沛霖是美国人要抓的，目标很大的。他当时在加州理工学院读博，经常去钱学森家。

他们关系非常密切。一方面，他和钱学森原先一起在上海交大读书时，就认识，成为了好朋友。美国人恐怕是早就注意了罗沛霖。

记者：您是被误抓的吗？

罗时钧：不知道。我听到美国人当我们面说的，说只抓你们三个人，就因为你们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当时美国人讲得很清楚。

记者：戴手铐了吗？

罗时钧：下船押送的路上就戴了，一路上都戴，和押送我们的美军士兵，手连手铐在一起。

记者：提出过抗议吗？

罗时钧：就是。我们说我们是合法的嘛，回国的嘛，为什么要这样给我们戴手铐，从这个监狱送到那个监狱，后来虽然没有到监狱，但也一直是被监禁的嘛。

记者：他们怎么回答？

罗时钧：不回答。

记者：据说你们被洒过“666”农药粉消毒，剃了光头，和死囚关在一起，牢房里是漆黑的？

罗时钧：倒不是漆黑的牢房，就是关押死囚的、政治犯的牢房。

记得是地铺吧。没有桌子。美国士兵打来牢房的饭，从门下面递进来，我们就坐在地上吃。

记者：当时有没有想过回不了国了？

罗时钧：没有想过。我们就是觉得，我们没有什么大的罪过，为什么把我们关在这里。一直在抗议，不停地抗议。写书面的抗议书，有机会就要抗议的，一直做这个事情。

记者：怕不怕被杀害？

罗时钧：不怕。没想这么多。对方也不说什么时候可以放，就是要我们交代。

记者：您带的资料被扣了？

罗时钧：对，还调到美国去审查，详细地审查了的。所有带的资料，统统都经过美国他们审查。

我们也没事先转移什么资料。我们老老实实的，学生嘛，都是上课的笔记，中文的英文的都有，手写的。这些没什么涉及保密的。他们却拿去审查，还特地送到华盛顿，哦，搞了好久。

记者：在牢房里，还从英文报纸上，知道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了？

罗时钧：对。报纸可以看到。高兴啊！

记者：傅斯年怎么来邀请的？

罗时钧：是有这个事，我记得。傅斯年以台湾大学校长的名义，邀请我们，去当教授。我们没有去，拒绝了。

记者：最后怎么释放你们的，有什么解释吗？

罗时钧：好像没有说什么理由。抓就抓了，放就放了。

直到羁押后期，从一份油印的华侨民报上，看到一段转载——全国科协抗议他们被无理迫害的全文，罗时钧三人才开始知道，举国的浪潮，祖国的营救。

中国总理周恩来发表声明。吴有训、李四光、钱三强等上百位科学家发表声明。致电联合国大会主席、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书记、联合国秘书长、美国总统、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居里夫人出面呼吁……

查本报资料库可见，1950年12月5日，《解放日报》头版报道：我国原子物理学家赵忠尧教授等昨晚6时抵沪，中科院、华东教育部、文化部、科联等数十人亲往北站迎接，上海举行大会。

字里行间，光阴行走。长女罗来刚泡上西安当地特色的花果茶，笑着对记者说，电视连续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播出时，罗老会静静坐在电视机前看，而她也直到此时，才比较清楚地知道，父亲他们当年“原来如此厉害”。

老师对学生，学校对老师，国家对学校，关键都在“爱护”二字

和罗老两日访谈，他说的高频词，是“爱护”二字。

也正是他说“爱”字的独特发音——“ai”不从喉咙起音，而先从鼻腔“en”音开始，露出了他乡音无改的南昌口音。

说中学校长。他记得读的那个中学，当时是江西省立第一中学，南昌沦陷后一度搬到了赣南。也记得校长是吴自强先生，吴校长不上课，抓校务，很负责，“每天上学都能见到他，他是整天都在学校里的”。还记得，“我到校，一年级，他就找我聊天，就当自己孩子似的。我们交谈很多”。在罗老看来，吴自强当校长最大的特点，就是很了解学生，经常和学生谈话，“吴校长对我非常关心，这点我不会忘记”。自己从他身上学到的，最主要的，也就是“学到他的要爱护学生”。

说起陈赓院长。他对自己是被点将，是被陈赓院长“抢”过来的故事，反应迟缓，说“可能是”。哪怕对自己的婚礼，陈赓是否来了现场参加，也已经记不清了。但当记者请他说对陈赓印象最深的，陈赓对他最好的一件事时，他马上轻声一笑，流利地说：“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有一次，用两个手，一个手挽着我，另一个手挽着庄逢甘，三个人一起，肩并肩，并排走。他两个手挽着我们两个人，在校园里散步。这是陈赓对我们最好的一件事。他也不是经常，就挽过这么一次。是白天，正好在路上遇见，就很亲密地上来，挽起我们走了一段。很亲切。说明他对我们很有感情。”

说1978年参加全国科学大会。具体的细节，也记不清了。唯一突出的印象，就是国家“很重视”。给罗老的最深记忆，就是“当时能够参加，那是很光荣的嘛”。这恐怕是正在经历时代转折的人们，首先注意到的第一感受。老人连称“对对对”。

很凑巧。三段往事感受，正好分别对应着三个层次：老师对学生，学校对老师，国家对学校（教育）。而罗老最深刻最突出感受，都聚焦在质朴、至简的“爱护”二字。就像他的吴校长，一位生于贫寒农家的学者、教育家，给历史留下的身影——“任校长18年，除外出开会，从不离校，与师生打成一片，处处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不摆架子，不搞特殊，被人们称赞为‘做校长，不是当校长’；抗战八年，学校四迁，历尽艰辛，培育人才”……如今，罗时钧所在的西北工业大学，对他教学工作的标准文本评价，第一句话便是“热爱”——“热爱教学、热爱学生”：每次课后都会去给学生答疑；备课非常认真，放弃休假疗养；病床上为研究生批改论文；屡屡主动把一次次出国访学机会，留给年轻教师；年过九旬，通过视频，网络在线指导学生……

上网可以看到一些说法。比如钱学森上课，一学期下来，没人敢提问，因为很怕他严厉。又如做学术报告，只要他在场，有的报告人往往也会比较紧张，因为他的问题和点评常常锐利过人。

问罗老，罗老哈哈一笑：“我没觉得他凶，我也根本不怕，这个话我敢说。”

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他是很关心爱护我们嘛。”

如今最大心愿：回答“钱学森之问”。最希望年轻人“不能守旧”

见面之初，说及他老师钱学森，罗老幽默表示，“那只能说好，不能说不好”，一下就把大家逗乐了。但当正式问答，老人对每一个问题，都很认真地思索，有时甚至长时间静默，不轻易开口。就为对亲历的事实、见证的历史，尽力做到准确、负责。吃不准的，记不清的，一一说明，不做定论。

比如，是怎样成为钱学森第一位博士生的，他只记得“我看中了这个学校，我知道钱学森在这个学校”，但“怎么报名的，我现在记不清楚了”。

对导师钱学森，他很明确地表示：“最初在他身边两个人嘛，一个是庄逢甘，一个是我，一起工作的，作为他的助手。我没有感觉到他对我很凶。上他的课，我倒确实没有提问过，大家好像也确实是没怎么提问。但不是说不敢，因为他也不是对我们厉害那种。”

他给您最大的帮助是什么？“我的博士论文。他很用心地指导。”

您对他印象最深的事？“就是作为我的老师，一位老师带学生的印象，那是很深的。他不怎么批评人。我的印象当中，没有受到过批评。”

罗时钧经常会跟自己的学生介绍，钱学森的勤奋，“他整天读书”，“他跟我们谈学业，谈学习，整天谈学习，博闻广见。一听就知道他的勤奋和钻研”。

所以后来，当自己的学生搞研究遇到问题时，罗时钧会经常起大早到学生宿舍，敲门找学生一起讨论。像自己的导师钱学森一样，对学生的研究工作，抓得很紧。

1955年至1956年，罗时钧编写新中国第一部中文空气动力学讲义，最大的困难是没有资料参考，全部要靠自己去不断尝试，反复测算，一切从头做起。前后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最终拿了出来，相当于大学教材。

1958年，他为新中国第一架新型超声速飞机的设计，提出了气动力方面的计算方案，并用摆在桌上的手摇计算机（机械式，非电动）完成了计算。最大的困难，也是当时没有条件，计算方法是自己研发的，得不断测算到底对不对，“计算量很大，好像也花了将近一年”。

有了这些之后，中国的空气动力学，当时在全世界处于什么水平？

“那时候，我们对国外的情况不了解。”只是自己清楚，把这个做出来了，填补了国内空白，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等到改革开放，国门打开，情况就不一样了。1988年，他把计算迎角提高到60°，此时已可知道，这是“国际首次”。

“这是我们当时计算方法的突破。”罗老介绍，迎角的增大，大大提高计算困难，高迎角时的计算方法，“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低迎角的方法了。不是乘个系数就行的。方法完全不一样。这有个过程。我们用了十年，一直不断设法提高。60度是够高了。这个是很不容易的。”

自修正风洞，也是他很早就指出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顾名思义，“自修正”就是要对风洞数据进行修正。风洞有洞壁，所以实验结果，达不到只在大气里飞行的状态，需要通过计算进行修正，“这个是比较困难的”。

当年在美国，罗时钧只用了短短一年，就攻下了硕士学位，进而成为钱学森最初唯一的博士生。回国近70年来，他所做的工作，一直是在高校教书育人，同时做些科研。前不久，他指导的最后一届学生们，又一次到老师家相聚看望。但凡做老师的人，最高兴恐怕都莫过于此，哪怕岁月悠长，学生依然记得，自己说过的一些话。比如，“作为老师，就是要做好本职工作，教好课，辅导好学生。这个过程中一定是教学相长”，比如，“在科研领域，没有第二，只有第一，一定要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比如，“干我们这行，要吃苦、肯干、坐得住”……

他其实没有直接教过杨伟，在校时“就算见过也是很短暂的”。而在最近一次视频通话中，面对杨伟的热情问候，罗老慈祥欣然，不停挥手致意，叮嘱对方先去忙工作，多保重。

和他一起回国的沈善炯，后在上海工作。曾有记者问过，后悔当初回国吗？沈先生说，我很肯定地回答：不后悔。不仅是我，还有我们这一批人。沈先生接着说，老朋友纽经义临终之前，两人互相问过这个问题，结论是，“我们也许会有比现在更好些的生活条件……做更多的实验，写更多的论文。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我们不回来，我们不可能在中国建立自己的实验室，不可能在中国培养学生。老纽你，也不可能在人工合成胰岛素的工作上作出如此大的成就，为祖国争光，这个成就将永垂史册”。

就在采访罗老前，记者查材料见有人说，没问过罗时钧这个问题，不知道他后不后悔。

和记者同去的一位年轻老师大声问：罗老，您后不后悔？

罗老微微一笑，很平静地说：不后悔。

当年老父亲高龄病重住院，他睡在医院陪护期间，有点空就看学生论文。后来说起，罗时钧难得地说过这样一句“豪言壮语”：我就这么一点知识，这么一点才能，不留给学生，不留给国家，难道还带到棺材里去？

此次两日采访之间的那个晚上，这位96岁老人，认认真真，用放大镜，在记者打印的每个问题后，写上几字备注，以便次日回答。在“您带学生最注重什么”之后，他写的是，“才能”二字。第二天他说得也很朴实，翻来覆去就一句：要掌握气动力的知识，要学会本领，要有用。

针对培养人才方面的一些说法，他微笑着举出实例，平静地有力反驳，含而不露的睿智话锋和思维敏捷，让在场者一时间欢笑鼓掌，脱口而出点赞“犀利”。这位钱学森大弟子，在“您如今最大的心愿”这个问题下，写了字数最多的一条备注：“回答‘钱学森之问’”。

而另一个触动记者的回答，是这位96岁老人最希望今天年轻人的，就四个字：“不能守旧”。

（摘自2019年4月2日《解放日报》首席记者郭泉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