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母出生于1920年，到今年满一百岁。头脑依然清醒，记性不错，但身体是“去年比今年好，前年比去年更好”，状况频出，摔倒多次，进出于医院；心情越来越坏，九十岁前多宽容、明达，如今老和照顾她的次女闹别扭，“死又死不掉”成了气头上的口头禅。偶有心情平静的时候，爱说旧事，可追溯到小时同巷的二婆，除夕给她一只刚刚炸出来的煎堆，“满手是油”。

今天，与她同住的姨妹来电报告她老妈的最新评论：疫情中，大家躲在家中，出不了门，都为“没事做”而感到无聊，惟独大女婿不闷，因为天天“写东西”。老人家指的是区区。我这不快婿，并不“乘龙”，她予以谅解；她不知道我写什么，但晓得数十年来我除了出外谋生，在家码字是从未改变的习惯。她没说错，有东西可写，日子便充实有趣，不管有没有疫情。我退休前把双休日定在非周末，图的就是家里无人打扰，关在书房一心和键盘过不去。好在她没问我有没有“写出名堂”。若问，只好以“只为过瘾”搪塞。

岳母大人承认，她如今面临两大难题：病和闷。到这把年纪，生病成主业。由不得人，来了就延医服药；但闷是自找的。她脾气温和，喜欢交际。96岁前，每天拄杖下楼，约了三五比她年轻一二十岁的邻居出门散步，东家长西家短地谈半天。后来摔伤，须用步行器和轮椅，这嗜好不得不戒掉。好在耳朵好用，给情谊维持了一个甲子以上的亲友打电话，远至国内、近至加拿大同城，一谈几个小时。但近年来，能对话的不是“蒙主宠召”就是耳朵成了假摆设，改为和女儿、孙女儿们谈，后辈受不了她的唠叨，把手机放在身边，一边干家务一边偶尔应一句，表示“在听”。她不理会，只要“把话倒出来”。

由“闲”而生事，在退休群体是普遍的。与他们相反，对忙人，“闲”的吸引力多大。前半生孜孜汲汲于求学、养家、事业，闲，须偷，须挤，须买。及至老来，如果得享天年，作为对劳碌的前半生的补偿，老天爷赐予闲。然而，不知怎么一来，“闲”从香饽饽变成烫手山芋。

据我观察，老人和闲周旋一般经过三阶段：第一阶段——享受。去掉闹钟、时间表、记事簿，从“此身非吾有”跳出，居家，看庭前花开花落，望天上云卷云舒。旅游，“风光佳处便停车”。时间操诸在我，何等写意。这一阶段可长可短，端看心境。人们天真地以为这就是晚年的常态，殊不知仅类似婚姻的蜜月，自由自在是和从前的“忙”比出来的。待到退休前渴望做的事一一完成或有了了结，便进入第二阶段——无聊。老人们惊讶地发现，除非学会“填空”。从醒来到入睡，中间的时间，如果侥幸免于跑医院，抓药，那么，得做点什么，哪怕是无事忙。并非“捡进篮子就是菜”，一点也不喜欢钓鱼，却跟着“铁粉”在水边一坐就是大半天，吃够西北风，是活受罪。要“填”进爱干的事，等而下之，也是不会把日脚拉长的有趣活动。好在，已没有必要问“干了有没有成效”。无用之用，只为满足自我需求。第三阶段——习惯。因概莫能外的“退行性”，行动和语言能力日逐衰减，人生“有聊”也好，无聊也好，都渐渐抵达尘埃落定之境。认命，沉静地，麻木地面对自己和外面的世界。我可爱的岳母正缓缓进入“第三”阶段。

这么说来，过了退休之年而不退的群体中，那些经济优裕，钱纯属次要乃至累赘的“笨蛋”，其实是聪明人，因为来不及培养嗜好，“上班”依然是唯一的寄托，以此规避赋闲以后迟早出现的无聊。问题是：能不能干到两脚一蹬的最后一天。

（摘自2020年9月9日《新民晚报》  作者刘荒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