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目前为止，包括阿尔茨海默病在内的大部分认知症没有治愈之药。药物研究前景不明，使得近年来国内外很多研究者把目光转向非药物干预领域。这两年，国内社会对于认知症的关注也有升温趋势。作为老龄化程度最高的中国城市，上海在认知症服务领域推出了很多尝试。今年市政府实事项目第一次提到认知症，计划年内在全市建设1000张认知症照护床位，探索认知症专业照护的操作细则。

就在最近，长宁区启动了一场鲜有先例的认知症社区筛查试验，他们选取两个街道，分别对户籍老龄人口进行认知症全人群筛查和整群抽样筛查，同时在另一个街道开展认知症高危人群排查。这样做为了摸清社区认知症患者底数，研究建立认知症社区支持网络。

直面疾病，这是与之对抗的第一步。

上海市长宁区正在推进一场认知症社区筛查试验，他们选取江苏路街道和华阳路街道，分别针对户籍老龄人口进行认知症全人群筛查和整群抽样筛查，同时在虹桥街道开展认知症高危人群排查。三套方案同步推进，以摸清社区认知症患者底数，研究建立包括科普宣导、发现转诊、认知干预、家庭支持等在内的社区支持网络。

图视觉中国

    认知症是一系列以记忆和认知功能损害为特征的综合症候群，诊断过程相当复杂。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文汇报资料照片

    虹桥街道是沪上为数不多的拥有认知症干预服务经验的社区，从2014年起，街道与专业社会组织合作开发了不少认知症社区预防和早期干预项目。

长宁区副区长徐静说，城市老龄化程度的日渐加深，让我们无法忽视为数众多的认知症老人和家庭。认知症长达十年甚至二十年的病程，对患者和家庭来说是过于沉重的负担，目前国内的社会支持体系近乎空白，公共部门必须做点什么。

长宁区2018年入选了第二批国家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区，获得2997万中央财政补助试点资金。在制定试点方案时，认知症相关的创新探索成为重头任务之一。除了牵头的民政部门，区卫生部门也参与到了认知症筛查试点，并动员区精神卫生中心与几个街道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基层提供技术支持。这是长宁试点特别值得关注的一个方面。

认知症服务为什么难做

认知症是非常复杂的疾病，它包括神经退行性病变、血管性痴呆、混合性痴呆等多种类型，最常见的神经退行性疾病是阿尔茨海默，占认知症总数的60%以上。

阿尔茨海默没有治愈之药，现有临床药物只能在有限程度上改善患者生存状态。几乎所有药企巨头都曾投入巨资研制新药，但落败案例比比皆是。距离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个阿尔茨海默病新药美金刚上市已有近15年。

药物研发前景不明，很多人把目光更多转向非药物干预领域。最近几年，国内社会对于认知症的关注有升温趋势，失智失能人群作为“保基本对象”在公共政策中的现身频次走高，从事认知症服务的社会组织和商业机构也多了起来。老龄化程度最高的中国城市上海，2018年第一次在市政府实事项目中提到认知症，计划年内在全市建设1000张认知症照护床位，借此探索认知症专业照护的操作细则。

不论政府部门或社会力量，在开展认知症服务前都面临几个基础问题：疾病的发病率、诊断率等基础数据缺失；患者往往 “隐形”，很难找到他们并输送服务；社会支持不成体系，做服务的人找不到合适的“站位”，比如一个专职社区干预的社会组织，如果不能与家庭、居委会、医院以及照护机构建立联系、形成配合，所做可能只是无用功。

长宁区民政局局长章维介绍，长宁的设想，是从社区这个“小剖面”下手，通过筛查获取基础数据，作为公共资源配套的依据，同时，排摸调动社区内的养老和卫生资源，构筑一道闭环——从最前期的社区宣导，到诊断前的早期筛查、社区预防，再到诊断后的家庭支持、专业干预、照护机构入住等等，衔接起各个环节。这个社区小闭环对于整个社会的认知症服务体系建设具有参考意义。

社区筛查难在哪里

参与认知症试点和“认知症友好社区”建设的三个街道，已经形成了三份不同方案。

江苏路街道计划对在住的户籍老年人进行全人群筛查。江苏路街道辖区面积1.52平方公里，户籍人口5万左右，老年人口占比 34.3%。排除一部分“户在人不在”的人员，预计筛查对象数量在1.5万到1.6万人左右。

华阳路街道采取整群抽样方式，在辖区21个居委会中抽选6个，分别列入干预组和对照组，确定5000名户籍老人作为筛查对象，每组2500人。通过家庭自查、社区初步评估、初步诊断、专科医生确诊的流程，完成对认知症患者、高风险老人、无认知障碍老人的统计。样本不排除“户在人不在”老年人。

虹桥街道的试点重心不在筛查，而是建立认知症社区支持体系，但他们也会进行一轮有针对性的排查，主要方式是借助社区健康档案，对1900名老人进行初筛和评估，其中1600人通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进行，另外300人由项目组工作人员上门评估。

不同于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认知症是一系列以记忆和认知功能损害为特征的综合症候群，诊断过程相当复杂。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老年精神科主任医师李霞介绍，专科医生确诊一名认知症患者通常需要一个半小时左右，诊断所用的量表厚厚一叠，如果以这个标准开展社区筛查，对专业人力的要求极高，整体成本过于高昂。

根据李霞指导华阳团队设计的方案，抽样完成之后，第一环节是家庭自查，用几分钟时间完成量表自测，量表有两种：含有8个问题的早期失智筛查表AD8，或是李霞在AD8基础上改进而成的脑健康自评问卷，共10个问题。自测量表简单、易懂、耗时少，自测结果显示存在风险的对象进入第二环节，社区初步评估，这一步需要经过专业培训的社工或社区医生操作，他们主要使用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平均耗时30分钟左右。MoCA测评确定的高风险对象进入第三环节，由全科医生进行初步诊断，诊断判定的认知障碍患者将进入最终环节，也就是专科医生的精准诊断，确定其所的认知症类别。

社区层面的筛查目的不在于一步到位的精确诊断，而是经由家庭、社工、全科医生逐层筛选出不同风险级别的对象，最终由专科医生完成精确诊断。出现在这套流程中的角色，既有居委干部、基层社工、专业社会组织，更有社区医生，区级和市级精神卫生中心的专业医师，大家各司其职，做自己擅长的事。

长宁区试验很好地结合了民政与卫生两股力量，前者了解基层民情、擅长基层动员，后者掌握专业技能，能够把控科研水准。

筛查出认知症患者，然后呢？

“这么大规模的社区筛查，在我印象里以前没有过。”长期关注老年健康事务的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丁汉升告诉记者，社区筛查很少有人愿意做，一方面是因为难度高、成本大，另一方面是考虑到更重要的问题：把高危对象和患者筛查出来之后，配套服务能否跟上，“如果筛查结果只是给患者和家庭一个标签，要医院没有，要照护机构没有，要家庭支持没有，那不是更让他们痛苦吗？”

虹桥街道重点研究的就是服务配套。虹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郭凯说，2018年以来，虹桥街道对辖区的认知症服务资源做了一番梳理，把养老院、社区医院、日托机构等纳入认知症服务链条。对一家养老院进行装修改造，增设认知症专区，安排几十张认知症床位；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区精神卫生中心及辖区附近医疗机构达成合作，确保认知症患者就诊渠道畅通。街道还计划让超市、银行、餐饮店等社区单位加入“认知症友好社区”行动。

虹桥街道是沪上为数不多的拥有认知症干预服务经验的社区，自2014年起，街道就与专业社会组织上海尽美长者服务中心和上海剪爱公益发展中心合作，开发了不少认知症社区预防和早期干预项目，包括尽美的家庭支持服务项目，剪爱的“剪爱驿站”剪纸活动、“记忆学堂”认知症前期干预课程。尽美是参与此次认知症试点的社会组织，他们已经在街道开设“认知症家庭支持中心”，为有需求的患者和家庭提供专业服务。

“做社区服务最怕‘撒胡椒面’，特别是认知症群体，他们比一般人更少参与社区活动。这几年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锁定人群太难了，可锁定人群是做服务的前提。”郭凯说，分层分类的社区筛查能够解决这一困境，“让我们变得更主动，在分配资源、设计项目的时候也更有的放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