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老年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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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给大陆写的第一封信

杜重远是谁？

他和张学良关系有多密切？

张学良给大陆第一封信为何写给他夫人侯御之？

丈夫为国牺牲后，侯御之又如何为祖国发展与海峡两岸，奉献到生命尽头？

杜家两代，一门爱国。老辈人的毕生牵挂，后来者的念念不忘，国与家的民族大义。2018年12月12日是西安事变82周年，15日是两岸“三通”10周年，2018年是杜重远诞辰120周年。回首父亲杜重远、母亲侯御之对祖国的深深热爱，长女杜毅向记者展示，张学良在95岁高龄，历经人生风云之后，动情为杜重远写下，这样的最后四字评价——“大公无我”。

这是相知，也是共同的精神体认。

张学良写给侯御之的信

杜重远与侯御之结婚照

肇新窑业公司旧址均资料照片

“知名不具”

这封信的落款，是“知名不具”。

只在信封上面，写完寄出地址“台北市北投区”后，署有一个“张”。

信封上的寄送地址是“上海市愚园路719号”，寄送对象是“侯御之女士玉启”。

“一位拍纪录片的台湾人，和晚年张学良关系密切，考证说1949年后，张学良给大陆写的第一封信，是写给我母亲侯御之的这一封。我记得这部纪录片在中央电视台播放过，里面也说了这个话。”杜毅说。

这封信哪一年寄出的？

邮戳难辨，文末只写了月日，没有哪一年。

记者查到，2008年12月15日，两岸终于直接通邮、“全面三通”之际，新华社一篇报道写到：迫于岛内民众压力，1988年3月，台湾当局同意，台湾民众给大陆亲友的信件，可由台湾红十字组织经香港邮局，转寄大陆；1989年6月起，台湾邮政部门开始直接收寄到大陆的信件，两岸邮件总包直封并经香港、澳门转运，这意味着两岸邮政业务开始间接互动。

而在信封上，在“侯御之女士玉启”几字旁，不知谁写下一串数字：89、11、26——12、2（后面一字看不清），以及一个“收”字。颇像是指1989年11月26日写好寄出，12月2日收到。

杜毅仔细辨认后，兴奋地说，“这极可能就是我妈妈写下来备忘的，最后这个‘收’，就是妈妈的字迹”。

另一个佐证是，文末落款日期，看去也是“十一月二十六日”，和“11、26”一致。

如是，则在1989年，暌违40年后，张学良给大陆寄出了第一封信。

触动他的“破冰者”，是杜重远。

虽然此时杜重远早已不在人间，虽然“少帅”此时也已88岁，视力衰退，写字费力，垂垂老矣，但一接到老友遗属消息，依然很快复信，全文字字动情——

“御之夫人惠鉴：十一月十日来信和相片八张，俱已收到。我十分欣慰。你辛苦抚养子女成人，仲（重）远有知，当亦含笑地下也。我也为你骄傲。我目力衰退，书写费力，恕不多写。愿，上帝祝福您们！知名不具。”

“知名不具”，实在因相知太深。

早在杜侯订婚，“少帅”就曾亲送贺礼。60多年后，侯御之著文回忆：“一九三二年底，我从国外学成归来，重远正忙于抗日救亡活动。无暇择日，而是撞日订婚，假座于北京铁道学院，举行仪式。那天先是微雨，渐成小雪。铅沉沉的天空，仿佛也展示着中华民族的苦难。我穿一身黑色丝绒旗袍，未施脂粉，仅一双红鞋，略志喜庆。汉卿先生还送来了贺礼——一个心形金盾，当中镌刻一个爱字。他语重心长地祝贺说：‘愿你们举案齐眉，白头偕老。我送的这颗爱心，象征着你们永结同心，也象征着我们万众一心，复我河山，祝你们早度幸福时光。’”不久，杜重远就随张学良前往热河抗日前线动员。

而更早在东北，青年杜重远，就成为了张学良“十分敬重的幕僚和挚友”。

“功不可没”

西安事变时，周恩来代表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几位负责人名单中，第一位是宋庆龄，第二位是杜重远。

仅此，便足见他当时的声望和地位。

如果再多了解一点近代史，便会知道，在著名的“新生事件”中，他接过邹韬奋的火炬，在《生活周刊》被封后，挺身接办《新生周刊》，继续“不可中断”的抗日宣传，却因刊载一篇《闲话皇帝》，被日寇和当局作为借口，封刊捕人。

审判中，他严词责问：“爱国何罪？”大声疾呼：“中国法律被日本人征服了！”

旁听席群情愤慨，学生市民游行，一时震惊中外。

沪上一位近代史学者向记者表示，新近史料发现，围绕“新生事件”，当时的日本高层与中国高层之间，有着诸多交涉往来，仅故事之紧张、精彩，已可拍一部电影。况且，从前后局势及学术层面看，这一事件的历史作用，还有很大的认识空间。

杜毅则一直记得，父亲入狱一年多，母亲侯御之特意住进了监狱附近的一个破庙，以便就近照顾。

也是在狱中，杜重远写信、托友，说动张学良转变“内战”思想，与杨虎城和解，和共产党接触。1936年4月，张学良借机来沪秘密相见。9月杜重远刑满出狱后，又很快在11月前往西安，再度坚定张学良“联共抗日”决心。此时，距西安事变爆发，已不到两个星期。

60多年后，习仲勋在文章中特别强调：“在这里应当记住，杜重远是促使张学良与东北军转变的最初推动者。正是他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对张学良反复做了大量的工作，才会有以后发生的事情。杜重远功不可没。”

西安事变、新生事件，恐怕是不少人所知杜重远的全部了。但其实，他和他的家人，都有太多传奇。

农家子弟，品学兼优，19岁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如果说这些还是“常见情节”，那么，杜重远当时在日本所读的学校，尤其专业，都不寻常。

在杜毅的介绍中，杜重远读的是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所学陶瓷制造专业，是那个时代的现代化前沿。学成回国，杜重远在沈阳创办肇新窑业公司，被认为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化工厂。

不到30岁，这位年轻的实业家，就被推举为沈阳市商会副会长，成为工商界著名人士，又任张学良秘书，成为外交工作的得力助手。“九·一八”事变后，被迫流亡关内，他又是张学良在北平成立的智囊核心组成员之一，专为重大问题出谋划策，曾多次批评张学良，“不能对蒋介石抱幻想”，应该“举起抗日的旗帜，打回老家去”。张学良给他写信说：“几年来教训颇多，特别是一年来，由于认识上的错误，一误再误。决心改弦更张，希望老朋友不要摒弃我。”

杜重远的最初梦想，是让中国人用本国生产的陶器瓷器，把日货洋货赶出去。

是爱国，切肤之痛与民族大义，让他转向为国呼吁、四处奔走，直至不幸被军阀秘密杀害。

说起父亲的牺牲，年逾古稀的杜毅，至今依然泪垂。

这是她的切肤之痛。

“天下为怀”

直到半世纪后的1996年，张学良依然一见杜毅，脱口第一句话，不是寒暄，而是发问：“我一直想不通，盛世才为什么这么残忍杀你爸爸，为什么？他到日本留学，你爸爸还资助过他的呀！”

新疆军阀盛世才，先是高举抗日旗帜，伪装进步，联共联苏，又在希特勒进攻苏联后，背弃共产党，投靠蒋介石，捏造罪名，杀害陈潭秋、毛泽民等在疆共产党人及老同学杜重远。

为了继续抗日，杜重远看中新疆，想为中国建一个后方大基地。

就此，1939年，他放弃大城市生活，带家人赴艰苦边陲，出任新疆学院院长，培训组织学生有声有色。40多年后，年过花甲的学生们，追忆杜院长，仍哭到嚎啕。

就此，他一去不返。停职软禁，严刑拷打，秘密处死，尸骨未存。

在一份悲愤诉状中，侯御之写道，“自杜重远被捕以后，生不见人，死不见鬼”，她和孩子们则被“门外设警软禁，室内亲族朋友不准接见，不准通信，衣食不足，常三五日不得一饱，冤惨恐怖，凌辱备尝”。一方面，是“盛世才亲询，使用非刑，杜重远作长声呼号达十六日之久”。另一方面，是从小家境优渥，人称“公主”的侯御之，和幼小子女一起，被盛世才故意关进结核传染病院，和病人混居在一起，企图借刀杀人。

当时染上结核病，很难医治。一位院士告诉记者，真正对结核菌有效的利福霉素及衍生物，要到上世纪60年代才发明。而当时是上世纪40年代，杜毅有次发热病危，医生一度对侯御之说：“你赶快准备后事吧。我治得了病，治不了命。”

杜毅喟叹——自己发作了结核性胸膜炎，动不动就发高烧。妹妹杜颖发作了结核性脑膜炎，两次复发，一度病危。弟弟杜任发作了结核性腹膜炎，最终手术。侯御之自己，也因结核并发重症，在离疆到重庆后，入院动过手术。一家罹患各种疾病，从此终身痛苦。今年暮春，妹妹杜颖仍病危入院，住进重症监护室。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之夜，万众狂欢，侯御之独坐痛哭——“我守着病重的大女儿，独坐斗室。听到满街笑语喧哗，看到一片狂欢的景象，分外怀念重远。想到他壮志未酬，白骨无存，从此生死两茫茫，遗下三个幼儿于贫病交迫中，纵有千般酸楚，亦无处话凄凉，在爆竹声声中，我竟痛哭失声。但很快我停泪展眉：重远一生抗日，倭寇终于投降，应以天下为怀，怎以悲泪祭忠魂？”

这就是侯御之，一位聪颖的“名媛”、“公主”，更是一位有大气概的奇女子。

离开新疆起，杜毅脑海中，就一直深刻有一个画面：被盛世才断食断水的艰难日子里，有天，家门口来了一位弹冬不拉的维吾尔族老人，饿得无力，弹不动琴了，虽然家里的馕只剩下一半，母亲依然拿去给了老人。老人非常感激，努力弯腰致谢，侯御之赶紧回以更深的一躬。那天门外，白白的雪堆，两个黑影，像剪影似的落入眼帘。

离开杜重远的日子里，妻侯御之、长女杜毅、子杜任、次女杜颖，为妻者不忘夫嘱，为子女者不负父望，绵延七十余年至今，“拳拳赤子之心”爱国。

虽然，往后余生，一度流落街头，几次九死一生。

“永垂不朽”

千辛万苦回到上海，淮海中路上的老宅，却被抗战胜利“接收大员”抢房。

“那夜被赶出家门时，记得我还是穿着拖鞋出来的。妈妈也倔，坚决不上对方安排去行政院那边的车。我跟着妈妈，在老宅马路对面坐当当车，一直坐到十六铺，再坐回来。流落街头什么滋味，我算是亲身体会到了。”杜毅感喟。

整个1947年，侯御之和孩子们，都在东一处西一处地住。百乐门楼上，南京西路弄堂里……杜颖记得当时《大美晚报》一篇报道，标题便是《杜重远身后凄凉》。

终于，那天，侯御之牵着杜毅的手，去看街上一排排睡觉的解放军。

开国大典后，《人民日报》发表约5000字《中国人民救国会结束宣言》，全文仅提到4个人名：“……在这里应该特别提出的，是救国运动的最卓越的领导者和最坚贞的殉道者邹韬奋、陶行知、李公朴、杜重远先生等，他们用了文章、诗歌、著作、讲演和组织的才能，在启发群众教育群众的工作中，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他们为了人民的事业而遭受牺牲。他们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自我牺牲，为人民尽忠的永久典范。他们和一切为救国运动献身的人民英雄们将永垂不朽！”

1952年，党中央委托沈钧儒、南汉宸、胡愈之等多位同志，去新疆寻找杜重远遗骨。无奈，“三月无着”。

同样无奈的，是一种奇诡病症，终于开始在杜颖身上爆发出来。

杜毅回忆：“白天好好的，看起来没事，人也不觉得不舒服。一到晚上，就发高烧。”

医生说，这是最不好的现象。

而且高烧一发就39摄氏度、41摄氏度，退不下来，人抽筋，全身性大出血。

病情复杂，病例罕见，医务人员几乎日夜守在病床旁，并召开一次次中西医大会诊。杜毅难忘，先后发过七次病危通知，第二次发下来时，妈妈侯御之就去看了太平间。一个人，坐在太平间门口，哭泣。

关切接二连三：周恩来总理亲自为杜颖的疑难重症，召开全国电话会诊；从天津，空运止血粉到上海；从广西柳州监狱里，请来正在服刑、因能专治恶疾而考虑减刑的罗氏中医传人，派法警押送到上海，为杜颖诊治。

“周伯伯真有魄力。”杜毅感念，小妹奇迹般转危为安，“住院三年，半愈出院。这个恩情，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1973年，周恩来总理病重即将住院前，得知杜颖再一次发病，再次指示，再次救回。

但侯御之不久也病倒了，1981年，“晚期肺癌，惊动了当时的总书记亲自批示，像杜重远夫人这样的遗孀，已没有几位，请务必医救。上海医务界成立特别抢救小组，妈妈经历特大手术，在国外也禁刀的情况下，手术成功。”杜毅说，母亲奇迹般存活18载，连国外医生也感到惊讶。

“是党给予我们第二次、第三次生命。”此后岁月，侯御之尽管身患绝症，长期卧床不起，却尽力频频在重要纪念日发表文章，或派女儿代表自己参加活动。正如杜毅所述，妈妈左肺全切、右肺肺气肿，喉返神经被切除，气管不能正常关合，每吃一顿饭，咳呛得汗淋窒息……但从改革开放后，直至自己临终前，侯御之靠在氧气袋上，写下很多感人文章，爱国为国，殷切呼唤。

就比如，和张学良再一次开启，长达10年的交往。

“大公无我”

侯御之的大姐一家，后来去了台湾。

再后来，大姐晚期肺癌，处半昏迷状态，“可每当听到电话或门铃响，仍会侧耳凝神，似在期待留在大陆38年未见的亲人，会突然出现在她生命的暮霭”。

血肉至亲。故土难忘。老友情深。

侯御之句句心声：“敌人将重远从我和孩子们身边夺走了，但永远无法从我们心中夺走。重远曾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作了大量工作，沿着他的遗愿，我将和儿女们，和大家为海峡两岸的月圆，作出不懈的努力。”

1990年6月8日，侯御之在《解放日报》发文《遥祝良辰》，祝张学良90寿辰。

她表示，我们无时不在关注着张将军的一切情况，希望着相聚言欢的日子。

4个月后，回信来了：“毅、颖贤侄女：很高兴收到戴吾明先生转来的书信一封，欣悉《杜重远文集》已出版，我的确希望能先睹为快。并请代为问候令堂。祝万事如意，身体健康。张学良。”

侯御之看出，正文是赵四小姐（赵一荻）用钢笔代写，签名是毛笔字，是汉卿手迹。

1993年，侯御之又患甲状腺癌。杜毅记得，压迫得脖子都紫了，透不过气来。就在这样的病况中，1995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纪念日，侯御之依旧不忘，在《光明日报》发文《清明雨——兼致张学良将军》。

她文笔细腻，写自己长卧病榻，看不清雨丝，但见风过叶摇处，滴下翠翠雨珠，碎了又圆，圆了又碎。她感情真挚，写清明雨的悲歌，汉卿先生当能与我同聆同感，“漫漫半世纪，我亡魂无处祭，您有墓不得扫。炎黄后代，为人妻为人子者，哀憾莫过于此”。

赤子之心抱病盼圆，拳拳之意遣女引资，侯御之与女儿们与杜重远，人间天上，心意相通。姐妹俩最早曾涉足房地产，被侯御之坚决制止，认为对国家贡献不大，于是精心选择了国家当时急需突破瓶颈局面的水电供应领域，知难而进。带病引资期间，杜颖两度病危。媒体报道称《董事长忘我引资，院领导一饭三哺》。闻者赞叹，杜颖有其父烈士风范。

1996年，赴美在加州谈完引资项目后，杜毅飞赴夏威夷，代母、也带着父亲的心愿，前往拜见95岁的张学良。侯御之在亲笔信中说，“今派女儿来看望您同夫人，以偿还我与重远半个世纪以来的心愿”。

读信，张学良“感慨长叹，默然良久”。

又特地握着老友女儿的手，主动提出拍一张合影，叮嘱杜毅带给侯御之看。

在杜氏姐妹精心制作的一本台历中，有这张合影。张学良坐在轮椅上，杜毅站在侧旁，两人面对镜头，笑意盈盈。杜颖在图片说明写道：“在晨曦轮椅的海边，给张叔叔一个惊喜。”“姐姐呈上妈妈给他和赵四姨的信和情侣手表，他欣然接纳，高兴地拉住姐姐的手，嘱咐摄影师拍下照片，带回，以慰妈妈于病中。”

一个月后，侯御之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愿河山如画——写于西安事变六十周年纪念》，专门提及此事，“慰我于床畔，慰重远于地下，也是带回他对祖国亲人的问候”。

侯御之特别感动的是，张学良为杜重远百年诞辰题的四个字——“大公无我”。

“诚如重远生前所说：‘我与汉卿相识颇早，相聚倏忽，相知颇深。’”侯御之久久萦绕这四个字，“心潮起伏，垂垂殷念：愿我的儿女和所有后来人，都能记住这样的精神，多一分壮举，少一分私心，家园常绿，河山如画。”

“赤子之心”

类似的话，侯御之在1998年再次强调：“此行之际，我想让重远一生为国忘家的事迹留给后人。”

那是她行将远行、向党告别的最后话语。

这年是杜重远诞辰百年。5月8日，侯御之在《解放日报》发文《重远音容伴我生》，动情写道：“重远生前常说的一句话是：‘国有兴亡，匹夫有责’，他身体力行诠释了这句古训，做了他应做的事，只是悲叹他壮志未酬，英年被害，没能做出更多的贡献，而党和国家却给予我和子女如此多的关爱和照顾。在纪念重远百年诞辰的日子里，我感受最深的是：党的念旧和不忘同路人。”“我不愿向你们告别，我很留恋大好河山、温馨社会和儿女们的孝心，我会尽可能地放慢脚步，慢慢走……”

6月21日，侯御之与世长辞。

杜毅含泪而述——她抓住妈妈与死神作拉锯战的间隙，将妈妈的话语心意，断断续续抄写在小纸片上：“回顾往事，不禁悲从中来，夫离子散，家破人亡，这是国家蒙难所带来的必然后果，‘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我和子女们无悔无怨。”

经特批，侯御之与杜重远在宋庆龄陵园合葬。

杜重远、侯御之离去后，党和政府继续温暖着杜氏姐妹。2006年，淮海路上的“杜重远故居”隆重揭牌。杜毅听妈妈说过，1933年3月25日，杜重远、侯御之在此戴上婚戒，举办婚礼。也是在这里，地下党“麻将桌”开会，侯御之智退特务、浪人，人赞“女中诸葛”。杜重远还常与宋子文、孙科、熊式辉、杜月笙、黄金荣、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傅作义、陈布雷等在此商议，联手振兴实业，筹措抗日经费。“他又常在聚餐时，有意讲一些见闻。比如，日军轰炸上海，难民营里一卖花幼女，死在敌人的弹片下。这深深触动了在场的家眷们。”

杜重远经常宣讲的一句话是，“家不合，外人欺”。

杜毅一直记得，当年初回上海，有一天，她溜出大铁门，在人行道上骑车玩，“当时这里是霞飞路1881号”，她看到不远处的武康大楼，有电车在那里转。待她骑车绕回，见一位行人带着一位小男孩，站在大铁门外。“那人注视着我，又弯腰对小男孩说：‘看见么？骑童车的女娃娃，就是那位我常与你说起的抗战爱国烈士杜重远的女儿。’男孩好奇地朝我看。那位路人忽然招手要我到他身边，和蔼地对我说：‘回去告诉你妈妈，我们都很怀念你的爸爸，向你爸爸致敬。’”

爱国者，人民不应忘记，也不会忘记。

（摘自2018年12月12日《解放日报》首席记者郭泉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