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怡爱美，也美了一辈子。可旁人问她“您照镜子时觉得自己美吗”，她答“赵静啊，我觉得她很美。”未必是听岔，倒更像是大智若愚，四两拨千斤。

秦怡用真善美，对抗时间的销蚀  本文图片均上影集团提供

秦怡寄语：“我愿为电影工作服务一辈子！”

秦怡爱电影，也跟电影生活了80年。可翻来覆去看的都是些老电影，英格丽·褒曼的《卡萨布兰卡》、费雯·丽的《乱世佳人》，她说，“经典为什么可以流传那么久，因为里面有最真的爱和生活”。

己亥年大年初四，老艺术家迎来了97周岁的生日，今年也是她从艺80周年。如果将她97年的生活比作一条历史的长河，那经年累月沉淀在河床上的珍宝，能够教会我们许多事情。譬如，她用一次次能进入中国电影艺术殿堂的角色塑造，拓宽了人们对中国电影的认知；又譬如，她在时间的暗流里一次次奋力抗击，照见了人们对世间真善美的渴望。

透过粗粝的胶片，她的音容或许可以复原时代的底色；重温她的角色，或许就是阅读史书的册页。穿越岁月的雾霭，中国电影流光的长廊里记载着她的绝代芳华。伴随新中国的电影一路走来，水银灯下的秦怡已是上海电影、中国文化绕不过去的存在。聆听世纪老人的肺腑之言，她说：“我讲的事情有些未必正确。但我说的这些个人经验应该能听一听。因为，我已经活了90多年了。”

银幕内外，她用一种真善美，对抗时间的销蚀。

电影《铁道游击队》中的芳林嫂

《雷雨》中，秦怡（右）饰演的鲁妈被曹禺誉为“最好的鲁妈”

93岁的秦怡自导自演《青海湖畔》，在海拔3800米创下艺术奇迹

【人物档案】

秦怡，1922年生于上海，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曾获中国电影世纪奖最佳女演员奖、纪念中国电影百年诞辰“国家有突出贡献艺术家”称号、第七届全国十大女杰、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等多项殊荣。

她于1938年开始舞台生涯；1947年走上大银幕，参加了电影《忠义之家》《母亲》《无名氏》等片的拍摄。由陈鲤庭编导的《遥远的爱》成为她的成名作。新中国成立后，她坚持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银幕上塑造了众多深入人心的角色。她曾在《农家乐》《两家春》《摩雅傣》《北国江南》《女篮5号》《铁道游击队》《林则徐》《青春之歌》《海外赤子》《雷雨》等影片中扮演重要角色。

进入20世纪80年代，秦怡转战荧屏，出演了一系列耳熟能详的电视剧作品，如根据夏衍作品改编的《上海屋檐下》——秦怡凭借该剧荣获第一届大众电视金鹰奖优秀女演员奖。而2017年上映的《青海湖畔》更被誉为秦怡艺术生涯的一大亮点，她以93岁的高龄自导自演、亲上高原，体现了一位德艺双馨艺术家的高洁艺德。

“心里都是‘电影’两个字”她用80年说清艺术的真谛

身体好的时候，秦怡住在徐汇区一栋老式公寓里，日常就她和保姆两人。但日子一点不清闲，家里人来人往，上海电影、中国电影、中国文艺，国宝级艺术家被需要的场合太多太多。只要身体允许，秦怡总欣然应允。盛情难却是其一，更重要的，工作压根就是她的生活。“偶尔我想赌气把自己关起来，谁都不见，可真停下来了，也会难受。我是个必须工作的人。那么多年，我的心里都是‘电影’两个字。”

她曾说，“我稀里糊涂就演了很多角色”，靠的是最朴素的“笨办法”——学习和努力。

秦怡的从艺路可追溯到抗战时期。16岁那年，她离开封建家庭，辗转到重庆参加中华剧艺社。演艺生涯第一个角色只有一句话，她反反复复练了好多天。那会儿，剧艺社俨然她的家，没演出时，舞台边准能找到她。帮演员递个道具、送下服装，只要侧幕边传来舞台的光，她脸上便写着满足。后来，抗战大后方的舞台上，她成了与白杨、舒绣文、张瑞芳齐名的“四大名旦”，可她仍不拒绝小角色，“那样的话，我能多看看其他人的表演，对自己很有帮助。”

1998年，秦怡自传式的从艺录出版，她取书名《跑龙套》。导演黄祖模闻讯后肃然起敬：“1982年我拍电影《张衡》，其中老夫人一角，想来想去非秦怡莫属。但我又担心，像她这样有名望的大演员是否肯出演配角。不料，秦怡很爽快答应了。”更难得的是，导演要求演员们每天按古人的言行举止练形体。老夫人一角总共没几个镜头，可秦怡照样同大家一起练，从不缺席、迟到。

相似的感受，谢晋导演也有。拍《女篮五号》时，今日的“改革先锋”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导演，而秦怡这个大明星已红了很久。“可是她很尊重我，每一个镜头都要问：这样行不行。”谢晋曾说，秦怡没有一点明星架子，她不挑角色大小，不计较片酬多少，不在乎剧组待遇。

听到这样的评价，秦怡总是挥手道：“其实每一次拍戏都是学习，都很珍贵。”以1961年的《摩雅傣》为例，她饰演傣族医生依莱汗。当时，导演徐韬要求她像傣家姑娘那样穿无袖筒裙，把肩膀露出来。那时，不到40岁的秦怡特别在乎角色的形象，“我的臂膀粗圆，露出来会破坏人物形象，傣族姑娘都很纤细的。”主演和导演吵得不可开交，最后协商穿坎肩拍，效果也还不错。但千帆过尽，徐韬给秦怡写了封信，言辞恳切。他说，作为一名演员，秦怡有许多优越的条件，但常被自己困扰，一会儿怕胖了，一会儿又怕不够活泼。他觉得，秦怡应把思想从条条框框里解放出来，别让外形掩盖了对角色内心的塑造，更别因为外形放弃许多尝试。掩信，秦怡陷入了沉思：“他提醒我这一点是有道理的。年轻时我确实有些冲不出去，觉得自己太胖，条件不够好，窈窕淑女不能演，于是总演大嫂。徐韬点醒了我，这对我后来的演戏很有帮助。”

不成想，年轻时偶尔瞻前顾后的秦怡，越老倒是越能豁得出去。2013年，她着手写《青海湖畔》的剧本。2014年秋天，她以93岁的高龄上到海拔3800米的拍摄地。高原的日子一过就是一个月。因为拍摄地距离下榻处往返六小时车程，秦怡跟着大部队一起，清晨五点出发，夜里九点多才回来休息。剧组里的中青年演员、导演纷纷有高原反应，倒是秦怡精神很好，不吐不晕，她打趣说：“青海的气候对我们老年人很是客气呀!”但旁观者清，剧组里许多晚辈说，是秦怡对梦想的那份执著，让生命爆发出神奇的力量。从高原下来，她又找回每天读书看报、伏案写字的生活，“我要抓紧时间学习，还要继续创作。”

2017年底，陈凯歌导演的《妖猫传》上映，观众又惊喜发现，老艺术家还原了唐诗里“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场景。但观众看不见的还有幕后那些“胆战心惊”——老嬷嬷对贵妃忠心耿耿，屡次挺身维护。片场里，秦怡就照着剧本一次次倒地，倒下去后再由年轻演员们一齐将她搀扶起来。一同出演的黄轩描述，那种震惊感，并不会随着老嬷嬷倒地的次数增多而衰减，相反，会一次次增加老艺术家在年轻演员心头的分量。

秦怡很喜欢《青海湖畔》里那位女气象工程师的台词，“本来想来三个月，结果留了30年”。她自己何尝不是这样，80年的从艺路，真心就是一辈子！

从“为谋生”到“为理想”初心决定一个人最终格局

曾有人问秦怡，电影到底意味着什么，叫你如此痴迷。

她用往事作答:“我到今天还记得周总理点醒我的那些话。”众人皆知秦怡是“新中国22大影星”，是周总理口中“新中国最美的女演员”。秦怡看到的是另一面:“可以说，周总理才是领我懂得演戏真谛的人。”那年她才19岁，一次去朋友家吃饭，席间坐着一位她不认识的客人。那人问秦怡是在工作还是在学习，刚冒尖的秦怡回答:“我在做实习演员，有时候在合唱团唱唱歌，没什么大意思，就是混混。”那人接着问唱什么歌，秦怡答:“当然是抗战歌曲”。“没想到，我一说抗战歌曲，对方马上提高了声音，‘那还混混啊，你想想，多少人、千千万万的人都在你们的歌声鼓舞下走上前线，这工作多重要啊！’我听了觉得有道理。回家后细想，是什么人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跑去问朋友，才知道原来是周恩来同志。”

秦怡的少女时代，正是日寇的铁蹄踏破山河之时。在遇见周恩来之前，少女秦怡曾参加过学校的红十字会，也向往着为民族救亡图存做些什么。但那些情绪更像是懵懂的天性，直到听君一席话，她的心里种下了一粒坚定的种子——干文艺不是“为谋生”，而是“为理想”。这种理想需要内在强大的精神力量，而力量的源头就在于观众。“作为演员，终身追求的理想，应该是把自己从文艺中得到的一切感人的精神力量，再通过自己的表演给予别人。”

《青春之歌》里，共产党员林红戏份不多，却在一次次播映后点燃了许多年轻知识分子向着共产主义理想靠拢的信念之炬。原作者杨沫有过评价：“秦怡同志表演的林红，是我最喜爱的。她几乎没什么形体动作，只靠台词和神情来表现，但她演得是那样真实动人，激荡着人们的灵魂。”半个多世纪后，秦怡告诉记者，她漫长的演艺生涯里，最难忘的角色正是林红。“1959年5月我入党，入党后第一个角色就是林红。”那是一个在当年点燃过许多年轻人信仰的优秀共产党员的形象。读剧本的时候，秦怡反复把自己的入党誓词与林红赴刑场前那段台词对照着念，“有了这层与生活的关联，我一下子就触摸到人物内心。我从心底里相信，一名党员对于自己奋斗一生的事业有着万死不辞的信仰。至于原先那些对自己身材外形的顾虑，早就抛到了脑后。要树起共产党员的形象，不靠外形，而是靠气质和信念。”也是从那时候起，她对什么样的角色更能动人有了深切认知。从16岁离开家去抗日前线，到93岁拍《青海湖畔》歌颂中国科学家，“我愿意一辈子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

都说初心可能决定一个人的格局。若把大银幕里秦怡的形象连点成线，她身为一名老党员、人民艺术家的初心，清晰浮现：《马兰花开》里能顶半边天的拖拉机手马兰、《青春之歌》中慷慨就义的共产党员林红、《女篮5号》里敢爱敢恨的篮球手林洁、《铁道游击队》里与敌人周旋的芳林嫂、《林则徐》中抗击侵略者的女英杰阿宽嫂、《海外赤子》里最终同意女儿回来报效祖国的母亲、《青海湖畔》为高原铁路梦而奋斗的女科学家……“我就是希望作品里有一些精神可以得到弘扬，给人心灵以启迪。”

对于电影里饱含着某种精神力量，秦怡是深信不疑的。1990年代，她生病住院，演艺生涯几乎就要终结。“我有些灰心的时候，碰巧电视里在放《焦裕禄》，生动的党员形象和真实的历史画面被还原出来，我看着看着就落泪了，感觉心里充满了力量。”她被一种名为精神的东西鼓舞着，她也愿意把这股能量传递下去。2018年，牛犇入党，秦怡大姐就是她的入党介绍人之一。

由“小爱”到“大爱”  “母亲”让她受住绵长的苦楚

但丁说：“人是承受不幸的立方体。”用在秦怡身上，有些残酷，却再准确不过。上天给了秦怡美丽的容颜，同时也赋予她崎岖的命运、绵长的苦楚。

拍摄《母亲》时，她和金焰的儿子“小弟”金捷刚满一岁，跟片中的儿子一般大小。命运似乎用这种方式预告，“母亲”会是秦怡这一生中最重要的角色。“小弟”在16岁那年病了。秦怡自觉愧对儿子，为了弥补母爱，她坚持不把孩子送入精神病院，一直带在身边自己亲手照顾。

这样的考验还不够，身为家里顶梁柱的她，在1966年又被查出患上肠癌，医生断言：你活不太久。风刀霜剑严相逼。此后，秦怡又先后得过四次大病，开了七次刀，切除过甲状腺瘤，摘除了胆囊。寻常人难以想象的苦楚，秦怡竟一步步迈过，十年又十年。是怎样一根坚强的神经牵引着她？人们说，是母爱。为了“小弟”，秦怡必须顽强地活着，与儿子坐在同一条船上，穿越世间风雨。如剧作家吴祖光在《秦娘美》的随笔里所写，“秦怡具有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身处逆境而从不灰心丧志，能够以极大的韧性迎接苦难、克服苦难，永远表现为从容不迫。”而秦怡能被曹禺先生誉为“最好的鲁妈”，也正是因为她将自己特有的高贵、美丽和复杂的生命注入了电影《雷雨》的表演。

2007年，秦怡一生最大的难关来袭，儿子金捷过世了。她照顾生病的孩子长达43年，母子命运早已一体。儿子走后，秦怡一度伤心欲绝，不吃不睡，也曾想过跟着儿子去算了。直到有一天，她在电视里见到一个在孤儿院长大的男孩。那孩子正值22岁最美好年华，却因骨癌晚期生命进入了倒计时。弥留前，他捐献了自己的眼角膜，说希望孤儿院的孩子都能穿上新衣服过年。那一刻，秦怡仿佛释然了，她得到了继续往前走的力量。

她收拾心情，把对儿子的“小爱”化成“大爱”，撒向更广阔的地方。汶川地震，她先后捐款20余万元；玉树受灾，她又掏出3万元。旁人很清楚，这几乎是秦怡的大半身家。但她说捐就捐了，别人问她以后怎么生活时，她说：“我还有工资可以领。”在她看来，儿子已经不在了，这笔原来打算留给儿子养老的钱，转而为灾区儿童建校舍，是它最好的去处。2012年，她友情出演影片《三个未婚妈妈》，关爱缺少母亲的孩子，呼吁社会关注弱势群体。

在积极面对生活的同时，秦怡多年来坚持为中国电影站台、为上海电影站台，对公益活动，只要社会有需求，她几乎从不拒绝。有人劝她歇歇，她摇头说：“不会停，总觉得这些事都是比较有意义的。”将登期颐之寿，秦怡还对一桩事念念不忘，她想写一个剧本，跟抗战有关。她始终觉得，自己对中国电影、甚至对中国社会都是有责任的，“文化精神产品要能引领人，要在潜移默化中发挥一些作用，要能提高观众的思想水平。”

2014年底，秦怡荣获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颁奖典礼那晚，她从医院告假赶来，全场后辈送她雅号“美少女”。评论家们这样说：“人们都知秦怡美，其实更该了解，她的美有双重内涵，一重是高蹈的艺术美，另一重便是照耀世间的人格美。”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记者手记

永恒的星辰

在今天的文艺创作语境里，“明星”二字时常面目模糊，“颜值”二字更是毁誉参半。但对秦怡，这两个词恰如其分。

回望斑驳却又亲切的光影记忆，我们能在半个多世纪前找到她被定义为“明星”的起点。那是1960年代，百花奖——新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群众电影评奖活动举行。历经三个多月的投票，崔嵬、祝希娟等获奖，而于蓝、秦怡、王心刚、赵丹等人也获得了数量相当可观的投票。不久后，这些由观众一人一票投出来的电影演员有了个集体称谓“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他们是中国观众“自己的明星”。

彼时的“明星光环”意义很纯粹：演员因角色而为观众熟知，角色因为演员的精彩塑造而深入人心。在被定义“明星”后的两三年里，《烈火中永生》里赵丹塑造的许云峰、于蓝塑造的江雪琴，《早春二月》中上官云珠饰演的文嫂、谢芳饰演的陶岚、孙道临扮演的肖涧秋，秦怡在《北国江南》中塑造的银花，张瑞芳饰演的李双双等，都成为中国电影史上令人难忘的经典形象。

近几年，秦怡听到了不少关于中国电影的议论，好的坏的兼而有之。对此，她有很多思考。就拿颜值来举例，在秦怡家客厅的墙上挂着不少剧照，有照片，也有油画，有她20岁光景的，也有70岁之后的，但很少有侧面照。“因为我研究出自己侧面不好看，颧骨到下颚的距离太宽。”她说，“你看，我90多岁了还在乎外貌，这很正常，演员都想把最美的一面呈现给观众。但只有皮囊，却没有做好敢吃苦、能吃苦的准备，也是行不通的。现在说什么高颜值，必须要知道，越是受人关注的，越该做好对艺术兢兢业业的榜样。艺术是永恒的，而演员是要终身学习的。”

这是秦怡的艺术观，她也为今天的中国电影工作者做了示范：如何能成为观众心底永恒的星辰。

（摘自2019年2月20日《文汇报》  首席记者王彦）